１　前 言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考古學進展中，一項新興的探索領域是性別考古學gender archaeology。這一領域和女性考古學有點重合，其要旨是從性別研究來進行社會考古學的研究，并對考古學中忽視女性的傾向進行糾偏。這項研究并非限于從骨骸的鑒定來區分墓主的性別和年齡，這是屬于生物學范疇的體質人類學觀察。性別考古是試圖從物質文化來探究男女成員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勞動分工、權力隨社會發展所產生的變化。這些現象與性別有關，但是它取決于社會因素，而非生物學因素。

　　性別考古的先驅瑪利亞·金布特斯認為，歐洲東南部新石器和銅器時代占主導地位的女性塑像表明了女性在當時的重要地位，這種地位后來隨青銅時代好戰的男性等級制度的崛起而消亡。而瓊·杰羅對秘魯高原中間階段初（前200年－公元600年）魁亞什·阿爾托遺址的研究，從共生的銅制別針和紡輪出現頻率判斷，并參考陶器肖像學中男女獨立表現的特點，說明當時婦女擁有很高的、決不亞于男性的社會地位。

　　性別考古在我國的考古研究中尚未涉及本文嘗試對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的玉璜做一番觀察，以期為我國習見的玉器研究提供一種與傳統方法不同的視角。由于玉璜是一種飾件，沒有像琮、璧那樣顯赫，所以相關專論極少。然而我們發現，玉璜是史前階段出現最早、并與性別和社會結構密切相關的一種非實用性器物，因此用它來探討一下性別考古的問題也許不無裨益。許多觀察和思考可能十分粗淺，希望得到方家指正，并引起同行們的深入關注。

　　２　發現與沿革

　　玉璜是一種在新石器時代出現很早的飾件比如黃河流域的仰韶、馬家窯、龍山文化中見有不同的玉璜，長江流域的馬家浜、崧澤、良渚、大溪、薛家崗、石家河等文化也見有各類玉璜。由于形制相對簡潔，加工也不十分復雜，因此一些地理位置相距較遠的早期玉璜各自獨立起源的可能是很大的，而晚期不同地區的玉璜則可能存在著傳承關系。

　　長江下游可能是玉璜起源的一個重要地區。河姆渡第四層出土過4件殘缺的玉璜，距今約有7000年的歷史。到馬家浜時期玉璜初具雛形，早期均呈條形或弧形，中后期出現半環形璜以及少量折角璜。到了崧澤文化時期，璜數量增多，成為主要飾件，并且形制多樣，其中最具代表的是橋形或半璧形的璜。到了良渚時期，琮、璧、錐形器等玉器大量出現，成為地位和權力的象征，而玉璜仍然保留著它個人飾件的象征性。為了顯示身份的高貴，有些玉璜的質地和加工非常精美。

　　在良渚文化神秘消亡后，各種玉器也隨著酋邦社會結構的解體而消失。后繼的馬橋文化幾乎沒有什么像樣的玉器，其衰敗景象甚至無法與馬家浜和崧澤的玉器比肩。該地區的玉器技術和文化后來似乎為黃河流域的復雜社會所繼承。

　　殷商時期，玉璜是重要的佩飾件和禮儀用品。除了素面的玉璜外，許多玉璜被琢成龍形或魚形，表面雕琢雙勾云紋、鱗紋或三角紋。龍形璜的下腹往往雕琢出牙脊。魚則運用簡練的手法雕琢出鰓、鰭和歧尾，多鉆雙孔用以便于懸佩。殷墟婦好墓曾出土雕工精細的30件片狀玉璜和43件龍形或魚形玉璜。在這73件璜中，除3件弧度為圓周的二分之一外，其余均約為圓周的三分之一。大多數兩端鉆孔，少數一端有孔。有兩件璜可合而成一環，三件璜可合成一環。這些玉璜可復合為璧或環，也可以單獨作為佩飾，被夏鼐先生稱為“佩璜”。

　　西周的玉璜沿襲了殷代的風格，并發展成組佩飾件。玉璜被上凹下凸地用于串飾中，項鏈上的玉璜也逐漸增多，上下重疊，有多至數枚者。最具代表性的為山西曲沃天馬曲村晉侯墓地，比如M91出土了5璜連珠玉佩，M92出土了4珩4橫連珠串飾，M31出土了6璜聯珠串飾。到西周中晚期這些組佩成為高級貴族身份的象征。之后，玉璜在組佩中的位置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比如三門峽虢國墓地出現了用兩端鉆孔的玉璜作為挈領位于最上端、以凸上凹下的方式與其他玉器串連在一起的組佩。

　　春秋早期，玉璜趨向小巧，表面雕琢蟠虺紋、雙勾云紋，上下緣琢有齒脊，一端或兩端鉆孔，可供垂系。可能由于玉料的匱乏，某些地區出現了銅璜、陶璜、石璜等代用品。春秋以后，璜多飾以動物形象，并以龍、虎居多。戰國早期，玉璜的器形開始發生顯著變化。鏤空透雕的采用使得玉璜更趨精美。有些玉器還在外緣雕琢龍鳳等附屬裝飾，形成了一種全新的玉雕藝術，其奢華感更強。秦漢時期，大多數的玉璜保持著裝飾的功能，而少數玉璜則為祭祀用品。兩漢時期玉璜趨于式微，也不注重雕飾。魏晉時期偶見玉璜，飾有動物、花草或雕琢成云頭形，上部為云朵形，下底平直，大多數光素無紋，也有的刻鳳鳥紋。再后，玉璜趨于消失。

　　從玉璜的發展和回顧可見，長江下游地區史前玉璜和中原地區商周以降的玉璜雖然在技術、形制和設計藝術上前后有所繼承和發展，但是它們的作用和象征意義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社會背景里可能有比較大的區別，需要通過不同途徑加以解讀。

　　３　性別觀察

　　史前學者們很早就注意到，自新石器時代早期起隨葬品的種類常能分辨性別。因為有些簡單的隨葬品多為生產工具，因此常常反映了墓主身前身份。比如，仰韶文化北首嶺墓地男性墓多隨葬骨鏃等狩獵工具，元君廟墓地的女性墓中多隨葬蚌刀、紡輪和骨針。同樣，山東大汶口文化中，男性多隨葬斧、錛、鑿等生產工具，而女性則隨葬紡輪之類的生活用具。因此，這種伴生規律有時可以幫助我們判斷一些尸骨無存墓葬的墓主性別。本文性別考古學的初步觀察僅限于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的玉璜。河姆渡遺址由于被含鹽份的地下水浸泡，人骨無存。目前發現的4件殘玉璜已無法判斷其屬性，但是從層位中共出的大量紡輪判斷，如果原來這些都是隨葬品的話，有可能為女性的器物。值得一提的是，河姆渡遺址的一件標志性器物——“雙鳥朝陽蝶形器”（又名鳥形器）的形制和佩帶方式與扇形玉璜十分相近。雖然為象牙質且其屬性不得而知，但是其獨特的造型和裝飾被認為具有特殊的宗教意義，佩帶它的人必定具有非同一般的社會地位。蘇州越城馬家浜文化的下文化層發現3座墓葬，M8出1玉玦；M9出1玉璜與1夾砂陶罐；而M10無隨葬器物。專家根據隨葬品推斷M8、M9為女性墓，M10為男性墓。如果這一推斷成立，那么說明女性在擁有珍稀物品上明顯與男性有別。崧澤文化時期玉璜出土明顯增多，似乎已經成為女性的重要飾件。上海崧澤遺址中層墓葬出璜的墓有13座，其中7座為女性墓，1座男性2座幼兒，3座不明。在此，一男性墓出玉璜似屬孤例，值得進一步審視，是否人骨性別鑒定有誤還是一種例外。此外，從已作性別鑒定的29座墓來看，男性墓11座，隨葬器物共52件，每座平均4至5件；女性墓18座，隨葬器物共125件，平均每座約7件。女性隨葬品不但明顯多于男性，而且玉器和彩陶等貴重物品也大多出自女性墓。江蘇海安青墩中層墓葬出土惟一1件玉璜與紡輪共出于女性墓。昆山綽墩崧澤文化遺存中有5座墓各出土了1件玉璜，其中兩墓伴有紡輪共出。由于玉璜在當時是主要的裝飾品和奢侈品，并均為女性所擁有，因此可以暗示女性較高的社會地位。良渚時期隨著酋邦社會日趨復雜，玉器成為社會地位和宗教信仰的重要標志。琮、璧、鉞成為男權的主要象征，而璜仍作為女性標志的一種飾件而延用下來。在考古研究中，人們觀察到“璜與琮、鉞不同出”的現象。于是，琮與璜在某種條件下成為了區分兩性的標志，其中最明顯的案例來自瑤山遺址。瑤山良渚墓地分南北兩列，墓中均尸骨無存。南列諸墓所出的琮、鉞、三叉形器和與之配套的成組錐形飾等器類為北列諸墓所不見，而北列諸墓所見的璜和紡輪又為南列諸墓所不見。盡管研究者未對這一現象做出解釋，但是如果琮和鉞為男性標志，璜和紡輪為女性標志的推斷成立，那么南行墓列的墓主均為男性，而北行墓列則屬女性。再作深入觀察，雖然南北兩列墓葬都出冠形器，但是男女冠形器的形制有明顯差異，而且加工依墓主身份和地位的不同又有優劣之分。因此，“璜與琮、鉞不同出”可視為貴族階層的性別標志。

　　然而，“璜與琮、鉞不同出”似乎沒有成為良渚貴族階層普遍嚴格遵循的規范。這也許表明，盡管良渚社會擁有共同的信仰體系，但是其等級體制和控制形式較為松散，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區酋邦的大小貴族各有自行其事的權力。比如，上海福泉山良渚鼎盛階段的M60，與璜共出有璧、錐形器、冠形器、石斧、石鉞等，但無琮。由于此墓為二人合葬，是否為男女合葬不得而知。同一層的M74，與璜共出紡輪、鉞、冠形器、錐形器等，亦無琮。雖然該墓尸骨無存，墓主大致可判定為一位貴族女性。福泉山女性貴族能用標志男權的鉞隨葬，是否暗示女性雖然與溝通天地的琮無緣，但是卻可以染指標志世俗權力的鉞？

　　４　結 語

　　上述對新石器時代玉璜的分析可見，從河姆渡、馬家浜到崧澤，這類最早出現的貴重飾品僅為婦女所專有，似乎暗示當時女性的社會地位較男子為高，并在崧澤階段發展到一個高峰。雖然我們是否可以稱之為母系社會還有待商討，但是女性地位遠高于男性則是不爭的事實。總的來說，在這段女性地位較高的歷史時期里，人與人之間的地位、等級和財富并未出現太大的分化，處于組織結構較為簡單的平等社會。玉璜從新石器時代早期開始一直是女性的象征，并僅限于個人飾件體現其社會地位的象征性。步入良渚時期后，琮、璧和鉞開始超越個人飾件的范疇，成為重要的社會權力象征，標志社會復雜化進程加速，社會成員的地位、等級和財富分化明顯加劇。當象征男性權力的琮和璧開始流行，璜作為女性的象征仍然沒有太大的變化，表明女性地位已退居于男性之下。隨著良渚文化的衰落，無論是琮、璧還是璜，統統隨著酋邦社會的解體而消失，表明當時的社會結構又退回到了等級關系比較簡單的狀態。雖然其中一些玉器的形制與工藝后來被中原地區的復雜社會所繼承，但是由于青銅禮器的出現，它們的象征性和社會意義已經和新石器時代不可同日而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