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刻的對象，當然不是單指茶壺的裝飾刻畫，也包括刻畫花盆、花瓶餐具還有掛盤、壁掛、壁飾等。

紫砂壺上的銘刻，早期僅限于壺的底部，為壺藝家的落款。由于紫砂茗壺的社會影響，吸引書畫金石家前來定制茶壺并親自揮毫鐫刻，才逐漸形成一種風尚，追求書法及鐫刻趣味，陶刻部位由壺底部移到肩腹及蓋面等顯見部位，內容除紀事外已提升到文學性的高度，用以言志寄情。

陶刻裝飾史上最具影響和作出巨大六方魚尾瓶陶刻貢獻的，當推清代嘉、道年間的陳鴻壽（號曼生）及其 曼生壺 。曼生壺的陶刻裝飾以銘文為主，直接表達了設計者和參與者的思想和藝術水平。

自陳鴻壽開創壺銘新風之后，又有江聽香、高爽泉、郭頻迦、查梅史、朱石楳、瞿應紹、鄧奎、胡公壽、梅調鼎、徐三庚等一批書畫家積極參與，進一步發揚光大了這門造型裝飾藝術。在這之后，書畫家黃慎、鄭板橋、吳昌碩、任伯年、于右任、黃賓虹、蔡元培、唐云、朱屺瞻、亞明、馮其庸、錢君匋、范曾、韓美林等也參與了這種形式的創作，推進了紫砂壺藝的繁榮。需要指出的是，前些年曾有人把于右任、徐悲鴻、陸儼少、范曾等名家的書畫稿縮小移刻到茶壺上，再通過博物館展覽和電視宣傳等手段，移花接木，盜用名頭，蒙騙欺詐，以圖達到暴利的目的。

清末，宜興有名的書畫金石家崔克順、陳懋生、陳研卿、沈瑞田、盧蘭芳，碑刻家韓泰等，是造壺店商聘請的兼職陶刻的宜興文人，他們筆法老辣，技藝純熟，講究布局的程式化與完整性，亦極具風采，雅俗共賞，所畫之壺也幾倍加價。宜興名書畫家郡云如本人直接經營陶業，成為專職的陶刻人員，可能就是從他開始，紫砂行業中形成了陶刻這個專門工種，人稱刻字先生，在行業中地位較高。師承徒習制也自此開始了。陳少亭、任淦庭等從盧蘭芳學習，同時期的還有饒壽川、戴雪生、杜順六等人。陶刻分工也自然形成，技藝高的刻上等品，中檔者刻中檔品，差的干脆刻 萬貨 （如貢燈壺每天可刻三五百件）。陶刻者的筆名署刻受陶商的制約，署名以商號及筆名居多，且可隨時具名，也有幾人署同一筆名的，所以相當一部分署款無法考證具體作者。只陶刻紫砂茶杯能按陶刻水平來認定收藏價值。

大批量的產品的裝飾，使陶刻必然出現程式化，切情、切茶、切水的銘文款識相對減少，常見的格式是，壺身一面書刻詞句，另一面陶刻繪畫。詩詞內容大多節自《茶經》或唐宋詩詞，還有抄錄陳曼生、朱石楳等前人銘文的。畫面則大多參考木刻印本畫譜，如《金石索》、《芥子園畫譜》，以及松竹梅蘭四君子，山水、花鳥、人物居多，很多畫面上仿新羅山人筆意，仿白陽山人、仿大滌子等。

大量普通產品 萬貨 的鐫刻，在逐步規范的畫面上，產生了極富 民間 味道的裝飾，刻劃線的組合裝飾性強，刀法簡練，完全不受木刻印本 畫譜的制約，率性而作，意到筆到，極具寫意風格，有 如景德鎮民間青花一樣，亦有收藏價值。

對一些有藝術追求的陶刻藝人來說，陶刻不僅是裝飾的手段，更是陶刻藝術的表現，不是為了 裝飾 而 裝飾，而是為了 表現 而裝飾。出于這種藝術表現的需要，他們創造了許多足以表現陶刻藝術的載體，如陶聯、陶掛盤、花瓶、壁掛、畫碟、微型花盆、微型小瓶、竹片、字屏等。總體上講，陶刻應分三個層次評價：藝術層次、工藝裝飾層次和一般商品性實用品裝飾。 陶刻的存在又該分為：一、以自己的表現為主體存在；二、與器皿同時存在；三、只是依附于器皿而存在。

（本文節選自《紫砂入門十講》，作者：徐秀棠，山谷，文字由說茶網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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