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說，六朝以前，茶在南方的生產和飲用已有一定發展，但北方飲者還不多。及至唐代中期后，如《膳夫經手錄》所載：“今關西、山東，閭閻村落皆吃之，累不食猶得，不得一日無茶。”中原和西北少數民族地區，都嗜茶成俗。《膳夫經手錄》中還記錄了一些有關名茶的情況，“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頂，是以蒙頂前后之人，競載茶以規厚利，不數十年間，遂斯安草市歲出千萬斤。”可見南方茶的生產和全國茶葉貿易，主是還是唐代中期以后才風盛起來的。
我國的茶葉生產在唐代有很大的發展，據《封氏聞見記》中有記載：“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爭額甚多。”可以肯定，當時的茶葉發展主要是持有與北方交通之便的江南、淮南。具體來說，這里不妨以江西和宣歙觀察使的有關茶史資料一說。
人們都很熟悉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對于大多數的讀者來說，詩中“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的詩句，原意是刻畫商人因忙于生意，而使商人婦獨守空閨。但我們亦可以從中看到：在浮梁（即現在江西的景德鎮，江口是指九江的長江口），茶商把妻子一人留在九江船上，自己帶著伙計到景德鎮去收購茶葉。在這首詩中，我們可以大概知道這樣一個事實，浮梁是當時的一個最大的茶葉集散地。
當然，我們僅憑這瘳瘳的幾個字是無法作為憑據的。值得慶幸的是，這一說法和《元和郡縣圖志》。浮梁每歲出茶七百萬馱，稅十五余萬貫的所載一致。雖然是如此說，然我們的讀者仍是有疙瘩難以解開，畢竟現在的景德鎮沒有多少年來茶難道在唐代時竟能如此興盛？這不能不讓人懷疑《長恨歌》和《元和郡縣圖志》“每歲出茶七百萬馱”的真實性，甚至會生出“這是不是文學創作的需要而作的夸張？”的疑問。我們可以相信，這里面不乏有夸張修飾的成分，但我們仍然有理由相信，上述的記敘大體上還是可靠的。
有一點是我們必須修正的，浮梁出茶，并不是指浮梁一地所產的茶，它包括了地處浮梁周邊的皖南、浙西甚至閩北一帶。這并不是想當然的觀點或一家之方，我們可以從劉津反著的《婺源諸縣都制置新城記》中得到證實：“大和中，以婺源、浮梁、祁門、德興四縣茶貨實多，兵甲且眾，甚殷戶口，素是奧區：其次樂平、千越，悉出厥利……少助時用，于時轄此一方，隸彼四邑，乃升婺源為郡置，兵刑課稅，屬而理之。”
至此，我們可以確信，浮梁的確是當時的茶葉集散中心。
我們來看看當時浮梁茶葉交易的盛況。咸通三年（公元862年）張途所著的《祁門縣新修門溪記》中載：祁門“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無遺土，千里之內，業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給衣食，供賦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黃而香，賈客咸議愈于諸方，每歲二三月，銀緡索求市將貨他郡者，摩肩接跡而至。”祁門周圍，千里之內，各地種茶，山無遺土，業者七八，這雖不無夸張，但對此無人懷疑，現在贛東北、浙西和皖南一帶，在唐代時，其茶業確實有一個特大的發展。
細心的讀者和茶人或許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在各種有關的茶葉的文獻有誤呢？回答是否定的。因為浮梁周圍生產的茶葉，主要是作商品茶，做工不甚大精細，所以陸羽證判的結果，也是“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在整個浙西范圍來說，浮梁出產的茶葉，也屬下等。但是簡單地以商品茶的品質，確定這帶或整個茶區來說，居于長江下游的浙西，在唐中葉以后，不只茶產量大幅度提高，就是制茶技術，由湖州紫筍和常州陽羨茶的入貢表明，也達到了當時最高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