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6年，元滅南宋，統一中原地區，成為歷史上疆域最大的封建王朝。雖然元朝統治時間不長，生產力總體上也不如宋朝時期，但由于橫跨歐亞大陸的龐大版圖，商品經濟和海外貿易出現了比較繁榮的態勢。而文化方面，在宋詞基礎上創新的元曲令人耳目一新。當然，作為宋人最愛的茶葉和茶文化，在元朝時期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今天，予言茶事就和大家一起聊聊元朝茶葉在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和影響。

一、元朝茶葉政治管理制度

宋朝有專門的茶馬司，設置榷茶場，專事茶葉貿易管理。到了元朝，基本上承襲了南宋茶葉管理制度，但也根據實際情況做了一定調整。根據《元史》記載，元世祖忽必烈至元6年（公元1269年）曾在四川“立西蜀四川監榷茶場使司”，專門管理川蜀之地的茶葉生產和貿易。隨后，為了進一步加強對茶戶種植和茶葉商人貿易往來的管理，并設榷茶轉運司及榷茶提舉司，并且與食鹽管理一起，成立“四川茶鹽轉運司”。

公元1276年，元朝滅宋后，曾廢除個別茶運司，茶葉管理歸“宣慰司”。《元史》“世祖七”中有記:“罷茶運司及營田司，以其事隸本道宣慰司。”1279年，元朝當局除四川監榷茶場使司外，又在江西設立“榷茶運司”。不要小看江西“榷茶運司”，這個官職原本只是地方茶葉專管官員，但隨后逐步成為右丞，是響當當的正二品朝廷大員。《元史》“世祖十”記載:“前江西榷茶運使盧世榮為右丞”，由此可見，元朝對于茶葉的的重視程度。

不過，由于元朝統治時間短，且屬于草原少數民族對中原漢族的征服，導致政局比較混亂，官職設置也有很大的變動，連續性不強，主要以統治者的喜好為標準。所以，元朝茶葉專管機構的設置，也經歷了很多變動，品級忽上忽下，職能忽高忽低。關于這一點，我們從《元史·志》“百官”中可以一窺究竟。

在“百官七”中記載:

“四川茶鹽轉運司。成都鹽井九十五處，散在諸郡山中。至元二年，置興元四川轉運司，專掌煎熬辦課之事。八年罷之。十六年，復立轉運司。十八年，并入四道宣慰司。十九年，復立陜西四川轉運司，通轄諸課程事。二十二年，置四川茶鹽運司，秩從三品，使一員，同知、副使、運判各一員，經歷、知事、照磨各一員。”

《元史·志》第四十三，“食貨二”:

“( 至元) 十六年，立江西鹽鐵茶都轉運司，所轄鹽使司六，各場立管勾。”

元朝的茶葉管理機構和管理職能變化，根據統治者的政治需要而變動。但不管如何，總體上來說，元朝茶葉管理在宋朝基礎上做出了符合實際的調整，一定程度上刺激茶葉的發展。

二、元朝茶稅茶法經濟管理制度

元朝的茶稅征收大體上遵循宋朝的制度，《元史》食貨二·茶法記載，“元之茶課，由約而博，大率因宋之舊而為之制焉。”同時，其中也表明了茶稅茶法的由來，“榷茶始于唐德宗，至宋遂為國賦，額與鹽等矣。”茶稅在唐朝中后期開始出現，到了宋朝已經成為支撐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稅賦來源，與鹽稅不相上下。

所以，元朝統治者也看到了茶稅的厲害之處，對待茶葉生產和貿易保持了相對積極鼓勵的態度。元朝前期，茶引制度分為長引和短引兩種，不過隨著社會的逐步穩定和江西“榷茶運司”的設立，開始“遂除長引，專用短引”。根據《元史》記載，草茶每引收鈔二兩二錢四分，餅茶每引收鈔二兩四錢五分。

這里的草茶就是散茶的意思，宋朝以龍團鳳餅為尊，草茶是不受上流社會待見的。這種情況到了元朝，也沒有太大的改變。草茶主要在民間飲用，富貴階層仍然是以餅茶為主。所以，草茶的價格比餅茶要低不少。

根據《元史》記載，忽必烈至元 13 年( 1276 年) ，實行長引和短引，課稅 1200 余錠。至元 14 年，增至 2300 余錠。至元 15 年為 6600 余錠，至元 18 年為 24000 錠，至元 23 年為 40000 錠。元貞元年( 1295 年) 稅額為 83000 錠。至大 4 年( 1311 年) 稅額為 171331 錠。皇慶 2 年( 1313 年) 稅額為 192866 錠。延祐 5 年( 1318 年) ，僅僅江西稅額為 250000 錠，延祐 7 年時增加至 289211 錠。

《元史》中關于茶稅的記載并不完全，但結合現有數據，我們也可以從中看出一點門道來。一方面，因戰亂而導致跌入低谷的茶葉種植生產，伴隨著政局的穩定而得以逐漸恢復。因為，我們看到，從忽必烈時期開始，一直到元朝后期，茶葉的征稅數額一直保持增長態勢。如果茶葉種植生產沒能有效恢復和進一步擴大的話，茶稅也不可能持續增長。

另一方面，由于元朝統治者出身草原，游牧民族對傳統農耕文明的掌控能力不足，加之兩種文化之間的沖突，使得當時的統治者采取的管理政策，對漢人是非常殘酷的。元朝將國民分成四等，廣大種植茶葉區域的漢人都屬于最低等的南人。所以，元朝對茶農茶商的壓榨十分殘酷，茶農的生存狀況極其悲苦。所以，到了元朝后期，茶葉開始進入又一個低谷階段，因為稅賦太重導致茶農種植戶的積極性遭受極大打擊，種茶不夠交稅，所以不如不種。

到了公元1318年，即元延祐5年，《元史》記載江西茶運司征收茶稅的情況:“癸未，敕江西茶運司歲課以二十五萬錠為額。敕大永福寺創殿，安奉順宗皇帝御容。”這一階段，元朝統治者對茶稅的征收數額巨大，令茶農民不聊生，怨聲載道。所以，官府不得不“遣官同江西、江浙省整治茶、鹽法。”

總體來說，元朝初期忽必烈勵精圖治，設置茶葉專管機構，頒布茶稅茶法，鼓勵茶事生產和交易，對茶葉的恢復和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因宋末元初戰亂導致的茶葉生產，在元初出現了短暫的起色。但是，隨著中后期元朝統治者的荒淫無道和朝政腐敗，橫征暴斂，茶稅深重，使得剛剛有所恢復的茶葉生產和貿易，再一次跌入低谷。

(責任編輯：八分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