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樹出現(xiàn)在6000~7000萬年前，被人類發(fā)現(xiàn)和利用也有四五千年歷史。但是茶葉真正進入老百姓日常生活，卻是在距今一千年的唐朝中后期。自從隋唐結束中原地區(qū)分裂現(xiàn)狀，成就統(tǒng)一大業(yè)以后，我國茶葉種植開始沿長江流域向中下游地區(qū)發(fā)展。根據(jù)茶圣陸羽《茶經》的總結，唐朝時全國已有山南、淮南、劍南、浙東、浙西、黔中、江西、嶺南等八大茶區(qū)，至宋朝時，廣東、廣西、福建等華南地區(qū)廣泛種茶，其中福建建安北苑貢茶，是其中最出名的代表。明朝時，茶葉種植區(qū)域進一步擴大，臺灣茶區(qū)在此階段開拓。到清朝鴉片戰(zhàn)爭前，我國西南、華南、江南和江北等四大茶區(qū)的格局基本成型，從山東半島一直向南到海南島等大片區(qū)域，都有茶葉種植。
雖然說，我國封建時代朝代更迭，戰(zhàn)亂不斷，分分合合，民不聊生。但是茶葉卻在歷史的夾縫中頑強生長，逐步成為中華國飲，并影響全世界的飲料市場，成為世界三大飲料之一。戰(zhàn)爭導致老百姓流離失所，國破家亡，農業(yè)種植陷入停滯狀態(tài)。茶葉作為傳統(tǒng)農業(yè)經濟作物，也不例外，受到一定影響。但同時，戰(zhàn)爭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茶葉的發(fā)展，這又是為什么呢？今天，我們就一起來聊聊茶葉與戰(zhàn)爭之間的關系，一片小小的樹葉，又怎樣和軍隊養(yǎng)兵和戰(zhàn)爭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呢？
一、茶稅的出現(xiàn)和對軍隊的影響
在唐朝中期以前，茶葉僅僅是作為貴族和皇家等上流社會的專屬飲品，沒有全面普及推廣開來，老百姓喝的少。因此，茶葉種植面積較小，茶葉產量不高。但隨著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期間，朝廷與民休養(yǎng)生息政策的頒布和執(zhí)行，地方官吏鼓勵和支持農業(yè)生產，再加上生產力和生產技術的進步革新，農民種植茶樹的積極性大大提高，茶葉的種植面積和生產產量穩(wěn)步提升。茶葉不再是上流社會的專屬奢飾品，而是“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老百姓飲茶風氣日盛。
茶葉消費量大增，從統(tǒng)治者的角度來看，覺得茶葉利益十分可觀，因此開始針對茶葉征稅。到了唐德宗時期，歷史上第一次出現(xiàn)針對茶葉征稅的情形。當時德宗實行稅制改革，采取兩稅法，下令征收茶稅。《舊唐書·德宗紀 》中記載 :“初稅茶 , 歲得四十萬貫……茶之有稅 , 自此始也 ”。實際上，中國最早征收茶稅，其實主要目的，就是為了養(yǎng)兵，緩解軍費緊張。
安史之亂以后，唐朝地方軍閥割據(jù)現(xiàn)象嚴重，中央權力勢弱，一方面是財政收入緊張，大量稅收都被地方截留。另一方面，為了維持統(tǒng)治，大量募兵，軍費開支極其龐大。財政收入來源不暢，費用開支所耗巨大，所以統(tǒng)治者不得不想辦法籌措資金，以養(yǎng)軍士。公元780年，唐德宗接受戶部侍郎趙贊的建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為常平本錢，時軍用廣，常賦不足，所稅亦隨盡，亦莫能充本儲。所以，歷史上第一次針對茶葉征稅，就是為了彌補軍費不足的。
自此，歷朝歷代都認識到茶葉稅賦的巨大資金來源，紛紛針對茶葉征稅，用以彌補財政收入的虧空。到了唐宣宗時，朝廷對江淮茶商“皆加半稅”，致使茶稅征收“增倍貞元”，數(shù)目已經達近百萬貫之多。這在當時來講，可是一筆不小的財政收入。五代十國時期，統(tǒng)治廣西地區(qū)的馬殷政權，就大力鼓勵茶農種茶，“請聽民售茶北客，收其征以贍軍”。南唐也用茶葉來養(yǎng)兵，根據(jù)《宋會要輯稿·食貨·茶法雜錄》記載 ：“廬州舒城縣，自偽命以來，納贍軍年額茶七千三百斤”。
宋朝是我國封建歷史上茶葉及文化發(fā)展的高峰，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十分愛好喝茶，進一步促進了茶葉的生產和商品貿易。所以宋朝設置了專門的茶葉管理機構榷貨務，也就是后世所謂的茶馬司，統(tǒng)一管理全國茶葉交易行為。茶農種植茶葉只能賣給官府，不能私自與茶商進行交易。茶商到官府買茶再拿到市場銷售。茶葉官府專賣，賺取中間差價。至宋仁宗年間，改革茶葉專賣為自由貿易，實行通商法，開始征茶稅，一方面向農戶征稅租，類似于農業(yè)稅，一方面向茶商征稅金，類似于營業(yè)稅。
沈括《夢溪筆談》記載：宋朝在實行茶葉專賣時，年均獲利六十四萬九千余貫，茶錢四十六萬五千余貫。通商后，年收茶租三十六萬九千余貫，茶稅八十萬六千余貫，每年總計都是百余萬貫。在《宋史·索湘?zhèn)鳌分杏涊d過朝廷收茶稅的用途：會內殿崇班閻自新建議，請于靜戎威虜兩軍置場豁茶，收其利以資軍用。在《宋史·食貨志》中，有更明確的記載：今發(fā)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其職以制置茶、鹽、酒稅為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南宋偏安江南，一直受北方武力威脅，所以軍費開支極大，因此不得不以“茶鹽榷酣、奇零絹布之征 ”來籌措軍費。
元朝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軍隊采取軍戶制度，世代為兵，自己糧餉，所以軍費開支相對較少，對茶葉和茶稅的重視程度沒有宋朝那么高，但根據(jù)《元史·世祖本紀》載：“至元元年，夏，四月，以四川茶、鹽、商、酒、竹課充軍糧”，說明元朝對茶征稅，仍然是作為籌措軍糧的費用開支。明朝有官茶和商茶兩種形式，要“多開商茶，通行于內地，官榷其半以備軍飽。”甚至出現(xiàn)地方拖欠上交之茶時，罰沒的罰金則直接送到邊關養(yǎng)兵。另外，茶葉還可以直接當作餉銀發(fā)給士兵，官兵在把茶葉或者路引拿到市場去交易，購買自己日常所需的日用品。如景泰五年，令四川界首茶課司于南京戶部印給引，折支官軍傣糧。所謂明朝路引，就是仿照宋朝茶引之法，即：“凡茶引一道，納銅錢一千文，照茶一百斤，茶由一道，納銅錢六百文，照茶六十斤”。明朝沒有茶引，是沒辦法進行茶葉貿易的，另外茶葉交易時必須征收三十稅一的交易稅。
清朝入關以后，四處征戰(zhàn)，軍隊規(guī)模極其龐大，除了原有的八旗兵外，還有漢人綠營軍及地方鄉(xiāng)勇，養(yǎng)兵費用開支極大。根據(jù)《清史稿·食貨志五》記載：“以甘肅所中之馬既足，命陳茶變價充飽。”康熙三十二年以蘭城無馬可中，將甘州司積貯茶蓖銀七茶三用充傣晌。另外，《清史稿·食貨志》還記載：“乾隆二十四年，吳善達奏清無論滿 (旗 軍) 漢 (綠營軍)均以茶搭銅 。 ”一直到清朝中后期，茶稅仍然是清政府養(yǎng)兵的重要費用來源，如咸豐六年命伊犁將軍，設局征稅，充伊犁兵餉。曾國藩在訓練湘軍時，為了籌措軍費，也向朝廷奏請：“參酌茶捐向章，每百斤，義寧州等處，征一兩四錢，河口鎮(zhèn)征一兩二錢五分，概充臣營軍響”。
二、歷代茶馬交易與軍隊建設
在古代馬是最重要軍事資源，行軍打仗最不能缺少馬匹，所以歷朝歷代都對馬政十分重視。但是，縱觀我國的多數(shù)封建王朝統(tǒng)治區(qū)域，大多不產良駒，馬匹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飼養(yǎng)。一方面中原王朝需要戰(zhàn)馬，另外一方面游牧民族需要生活物資，因此雙方達成交易，開展貿易往來實屬必然。茶馬交易最早出現(xiàn)于北宋時期，根據(jù)《宋史·食貨志》記載：“宋初經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順三郡，以市蕃夷之馬。”不過在宋初早期茶馬交易中，主要還是通過中間貨幣進行交易結算。一直到公元1074年，朝廷才開始派駐專管茶馬交易的官員，到川陜邊地設立專營機構茶馬司，直接以茶換馬。
到了南宋時期，朝廷偏安江南，因此對于北方馬匹需求量更勝，一口氣在文、黎、珍、教、南平、長寧、階、和等州設置了八個易馬場，專門從事茶馬交易。根據(jù)記載北宋時，每年利用茶葉可以換一萬匹良馬以上，但“國家盛時,陜西買馬歲以四萬匹為額”。南宋時，八大易馬場每年易馬九千匹左右，而且還會利用茶引收息所得來增加購買馬匹數(shù)量，比如建炎四年以“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余萬緡，買馬及二萬匹”。可以說，從宋朝發(fā)明茶馬交易以后，明清時代，皆效仿該制度，對軍隊建設產生了重大影響。
元朝相對比較特殊，一方面立朝時間比較短，再加上本身就是北方游牧民族，馬匹是他們最多的物資之一，蒙古騎兵曾經震驚世界，踏遍歐亞大陸，無人能阻。所以，在元朝時期沒有關于茶馬交易的記載。朱元璋統(tǒng)一天下建立大明王朝后，西北邊境茶馬交易又再次活躍起來。根據(jù)《明史·食貨志》記載，明朝茶馬交易尤為頻繁密集，“有官茶，有商茶，皆貯邊易馬”。明朝在西北邊境上秦、洮、河、雅諸州設置茶馬司，在長達五千里的邊境線上從事茶馬交易。
明朝茶馬交易一般分為上中下三等，不同檔次的馬匹換取的茶葉數(shù)量不一樣。當然，不同地區(qū)和不同年限交易比率也略有不同。比如，在朱元璋洪武十六年，河州茶馬司規(guī)定的交易比率是上馬能兌換四十斤茶葉，中馬三十斤茶葉，下馬二十斤茶葉。而到了洪武二十以年，四川嚴州茶馬司則規(guī)定，上馬能兌換茶葉一百二十斤，中馬可以兌換茶葉七十斤，下馬也有五十斤。可見當時的兌換比率和物價水平波動很大，受政局穩(wěn)定和戰(zhàn)事影響嚴重。明朝一年大概要購買戰(zhàn)馬一萬匹左右，但如果遭遇戰(zhàn)事，或儲備軍需裝備，則可能加大采購額度。明朝建國初年，因戰(zhàn)事需要，加大采購力度，朱元璋曾經下旨“用陜西漢中茶三百萬斤，可得馬三萬匹、四川松、茂茶如之。”
明朝滅亡以后，滿清入主中原，雖然也屬于北方游牧民族，但畢竟?jié)M人屬于東北地區(qū)民族，和我國牧馬主要養(yǎng)殖地區(qū)西北一帶不同，自己的養(yǎng)殖能力相對有限。尤其是在統(tǒng)一中原和南方的戰(zhàn)爭中，對戰(zhàn)馬的消耗量很大，所以同樣必須大量購買戰(zhàn)馬。清朝基本上沿襲了明朝的茶馬交易原則，在四川、陜西、甘肅和青海等地，與少數(shù)民族進行交易。
清朝前期朝廷規(guī)定的交易比率是上馬兌換一百二十斤茶，中馬九十斤茶，下馬七十斤茶。在頒布茶馬交易的規(guī)則后，一年可獲得一萬一千多匹良駒。到了康熙年間，平三藩，收臺灣，逐沙俄，征噶爾丹等，戰(zhàn)事不斷，因此曾一度對戰(zhàn)馬需求極大，每年交易馬匹達數(shù)萬之多，達到歷史之最。“馬政事關緊要，洮岷諸處額茶三十余萬蓖，可中馬萬匹，陳茶每年帶銷又可中馬數(shù)萬匹”，這是康熙三十四年，刑科給事中裘元佩給康熙皇帝奏章中的原話，由此可見一斑。
不過，正是由于清朝前幾個皇帝勵精圖治，到處征戰(zhàn)，將西域大部分地區(qū)都納入到自己的版圖之中，新疆天山南北牧場，以及真?zhèn)€內蒙古草原，都成為清政府自家的牧場，自然茶馬交易就不再需要了。雍正八年，朝廷下旨廢除茶馬之法，實行征稅之法。從此以后，我國的茶馬交易基本上結束了歷史使命，不復存在。北方游牧民族對茶葉的需求，改由商人民間貿易，朝廷對其征稅。而大量生產的茶葉，則從南方福建廣東等沿海地區(qū)港口出海，經海路銷往歐洲大陸。鴉片戰(zhàn)爭前，清朝依靠茶葉國際貿易，賺取了不少真金白銀，形成巨大的貿易順差。說的夸張點，當時的英國侵略者，正是看到茶葉的巨額利潤被清政府攫取，所以才從中國引種茶樹到印度和斯里蘭卡及肯尼亞等地種植，因為這些區(qū)域，都是它的殖民地，茶葉種植生產幾乎不要什么成本。
當然這不是本文的討論重點，以后有機會我們再寫。關于茶葉與軍隊建設的關系，就給大家梳理到這里。自從唐朝中后期開始針對茶葉征稅，我國封建社會的歷朝歷代，都將茶葉作為重要的財政稅收來源，有些朝代甚至將茶稅與鹽稅并稱，是當時的最重要財稅渠道。由于戰(zhàn)爭和軍隊建設的需要，大量茶稅被用作軍費和軍餉開支，甚至在宋朝后出現(xiàn)了以茶易馬的創(chuàng)舉，一舉解決了中原地區(qū)戰(zhàn)馬緊缺的問題，同時也豐富了北方游牧民族的飲食文化。因此，別看茶葉僅僅是一片小小的樹葉，從宏觀上來講，這可是影響了歷朝歷代軍事實力的神奇東方樹葉。
(責任編輯：八分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