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撰于八世紀末的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六“飲茶”條載：“楚人陸鴻漸為茶論，說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鴻漸之論廣潤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臨淮縣館，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請為之。伯熊著黃被衫、烏紗帽，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

常伯熊，大約是泗州臨淮縣（今淮河下游安徽江蘇交界一帶）人，與陸羽同時代，生平事跡不詳，從其“著黃被衫、烏紗帽”的裝束來看，似乎為道士。李季卿宣慰江南是在唐代宗廣德二年（764年），其時陸羽在《茶記》的基礎上修改而完成了《茶論》，常伯熊又對《茶論》進行了潤色修改，使得《茶論》廣為流傳，“于是茶道大行”。他不僅從理論上對陸羽《茶論》（《茶經》的前身）進行了廣泛的潤色，而且擅長實踐，嫻熟茶藝，是中華煎茶道的開拓者之一。

綜上所述，八世紀下半葉，至中唐代宗、德宗朝時期，煎茶茶藝完備，籍茶而修道的思想確立，注重茶道的環境，具備了初步的茶道禮儀，這一切標志著中華茶道的正式形成。皎然是中華茶道之父，陸是中華茶道的奠基人，常伯熊是中華煎茶道的開拓者之一。在中華茶道的形成過程中，皎然、陸羽、常伯熊之功尤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