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茶風極為盛行，在平常百姓中“夫茶之用等于米鹽，不可一日無。”（王安石《議茶法》）當時茶風盛行，使得都市中的茶館文化十分發達。自唐代茶館出現，宋時的茶館業更是興盛，而且茶館內的裝修雅致而有特色。宋吳自牧《夢粱錄》卷十六，專寫了“茶肆”一節，記述當時杭州茶肆中用四時插花和名人字畫來裝飾店面。茶館中四時賣奇茶異湯，冬月賣七寶擂茶、撒子、蔥茶。而且茶館中不單環境優美，茶品眾多，其中還有雅樂欣賞。這些茶館中的絲竹之聲和丹青之色頗受雅士的歡迎，還有普通的百姓也喜好到茶館中會友相談。茶風在社會上的風行，使得茶成為不可缺的生活資料，而這正是受到當時上層社會影響的緣故。宋時的王公貴族嗜茶成風，常舉行茶宴，皇帝也常在得到貢茶后辦茶宴招待眾臣。宋徽宗趙佶還對茶進行了深入研究，寫了《大觀茶論》。

而當時最具代表的茶也是當時的貢茶“龍鳳茶”。龍鳳茶是一種餅茶，當時也叫做“片茶”，茶葉在加工后被放入模中壓成餅，這樣在茶餅上便有了模上的龍鳳圖案，以區別普通的餅茶，顯示其特殊的貢茶身份。宋趙汝礪《北苑別錄》中記載了龍鳳茶復雜的制作工藝：采摘后的茶葉先浸過水，挑選勻整的芽葉蒸青，蒸青后用冷水沖洗，榨去汁液，再將茶葉放入瓦盆兌水研細，放入模中壓餅烘干，便成了貢品龍鳳茶。當時還有種小型的龍鳳餅稱作小龍團，由當時的福建轉運使蔡襄督造，異常珍貴。著名詩人歐陽修《歸田錄》述：“茶之品莫貴于龍鳳……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值金二兩，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由于宋朝常年平均溫比唐低2~3度，湖州顧渚貢茶不能及時生產。所以政府為了生產龍鳳茶，并且能使茶在清明前及時送往汴京（開封），宋時便將貢茶的生產轉至福建的建安（建甌）來完成，并在建安北苑設立了專門機構，使得建茶名聲大振，年產五六萬斤，成為全國的茶葉生產中心。當然，餅茶的生產雖然在當時最為盛行，而散茶在當時也有生產。這些茶葉在蒸青完畢后不再研磨壓模，而是直接進行烘干。因為宋時仍以餅茶為主，散茶直至宋后期才得到發展，并有漸代餅茶之勢。時至元代，常食肉類的“外族人”為了解膩消化，也十分重視茶的生產，所以茶在此時仍得到發展。由于餅茶的制作工藝復雜，費工費時又耗損了太多茶的原味，所以此時的餅茶生產已漸衰落。而民間大眾大多已開始飲用散茶，制作也和現代蒸青茶類似，當時飲茶的方式恢復了唐時的煎煮法。忽思慧的《飲膳正要》卷二“清茶”中說明“先用水滾過，濾凈，下茶芽，少時煎成。”不過這種烹茶方式對提倡散茶廢除餅茶也有其積極意義。

如果說什么是宋代無比興盛的茶文化的代表，斗茶可以說是宋代獨特的茶文化。為了比出各自茶葉質量的優劣和茶藝的高低，宋代盛行的斗茶改變了唐時將茶餅碾碎成末烹煮的方式，而改變為將茶末放入茶碗加水調勻再注入水以茶筅擊沸成湯。斗茶在茶人中普遍風行，茶人中的斗茶也激烈之極。范仲淹的《斗茶歌》中描述了當時的情形“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羹”“勝茗登仙不可攀，輸同降將無窮恥”。斗茶要求茶質優秀，并且茶人的技藝高超，這些都促進了當時制茶術的進步和泡茶技藝的完善，也形成了中國茶史的一道獨特文化風景。宋代的文人們還將茶事融入了琴棋書畫四藝中，這大大提高了宋代茶事的文化品位。以上都證明了宋代是茶文化成熟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