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史籍中常有“茶能醒酒”的記載，這里的“酲”，或許是醒之誤。所謂《秦子》，是孫吳時秦菁撰寫的作品；顧彥先是顧榮的字，吳郡吳縣人，仕吳為籄E門侍郎，太子輔義都尉。吳亡，又仕晉，歷任尚書郎、太子中舍人等職。在晉惠帝時，因見皇族紛爭，常常醉酒不肯問事，上面所說的“醉人何用也？”可能就是指這時的心境。這條史料，不但可以作為三國時江南飲茶的旁證，而且也有力說明，西晉的短暫統一，特別是南方士族和商人到北方去為官與經商，對中原地區的飲茶，也是一個很大的促進。但是，這不是說北方飲茶就是從晉開始的。事實上，我們從曹魏張揖著作中有關茶字的介紹，如《埤倉》荼作，《雜字》荈，茗之別名；《廣雅》荊巴間采荼作餅，飲醒酒，令人不眠。這三部字書一部比一部不同，從這點上說，我們認為在三國時中原即存在個別或偶然的飲茶情況，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如果說漢代茶的傳播主要還只顯于荊楚或長江中游的話，那么，三國和兩晉時，江南和浙江沿海的我國東部地區，茶葉的飲用和生產也逐漸傳播開來了。先說三國的史實。據《三國志·吳書》記載：孫“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其升為限。……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為裁減，或密賜茶荈以當酒。”孫皓是三國時吳國的末帝，接位前為烏程（今浙江湖州）侯，此內容當記述的是永安三年（260年）以后的事情。因為其接位之初，效法孫權一度曾把京城遷至武昌，以圖抗衡和進攻中原，但第二年便遷回建業（今南京），并漸漸變成為驕縱殘忍的一個暴君。
韋曜原名韋昭（陳壽寫《三國志》時避司馬昭諱而改），字弘嗣，稱陽（今江蘇丹陽）人，博學淵文，皓命之為侍中，領國史；后因不肯按皓意為父寫本紀被誅。上引“密賜茶荈以當酒”的故事，表明三國后期至少在江東吳國的統治階級中間，已開始流行飲茶。因為孫皓“密賜”，說明宮廷中已備有茶葉供用；二是韋昭能喝下多升茶水，說明他也已經有嗜茶習慣，要不然他當可要求密賜他汁水來當酒。這里尤值得一提的是，孫皓、韋昭都是地地道道的下江人。關于三國時吳下已遍飲茶的情況，我們還可從《秦子》這段記載來得到說明。稱“顧彥先曰，有味如臛，飲而不醉；無味如茶，而酲焉，醉人何用也？！”“臛”指肉湯，“酲”指醉后神志不清。茶也是“飲而不醉”的。
不過，關于中原最早的可靠飲茶記載，竟還是先見于西晉左思《嬌女詩》。左思字太沖，其國臨淄（今淄博）人，是西晉著名的文學家?！秼膳姟饭玻担毒洌@里不妨將陸羽《茶經》節錄的12句轉抄如下：“吾家有嬌女，皎皎其白皙。小字為其素，口齒自清歷。有姐字惠芳，眉目燦如畫。馳騖翔園林，果下皆生摘。貪華風雨中，倏忽數百適心為茶荈劇，吹噓對鼎。”陸羽不虧為文學大家。選輯上引幾句，就將左思這首長詩準確、形象和生動地節縮了出來。其與茶有關的，只是“心為茶荈劇，吹噓對鼎”二句。這二句，把左思二個嬌女用嘴吹爐急等茶吃的情景，活畫出來?；蛟S有人會說，西晉尚茶的官員也不止左思。確實如此，如為左思《蜀都賦》提供“岷邛”情況的著作郎張載，以及《晉書》提及的以“茶果”待客或作宴的陸納和桓溫，就都是當時飲茶和嗜茶的代表人物。但這些人都到過南方，唯左思少年時期閑居臨淄，后其妹左芬入宮移居京師，直到張方暴亂都邑時，才舉家離開洛陽適冀州，并不久病死冀州。這就是說，左思住家一直沒離開過北方，所以，《嬌女侍》中的茶事詩句，無疑是洛陽也是中原仕宦人家飲茶的最好鐵證。
三國吳和東晉均定都現在的南京，由于達官貴人特別是東晉北方士族的集結、移居，今蘇南和浙江的所謂江東一帶，在這一政治和經濟背景下，作為茶業發展新區，其茶業和茶業文化在這一階段中，自然較之全國其他地區，也就明顯更快地發展了起來。首先從茶的飲用來看，如果說三國江東茶的飲用還主要流行于宮廷和望族之家的話，那么到東晉時，茶便成為建康和三吳地區的一般待客之物。如《世說新語》載，任育長晉室南渡以后，很不得志，一次他到建康，當時一些名士迎之石頭（位當于今南京江邊），“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于是便問人稱：“此為荼為茗？”對于從中原初來江南標志了。另《晉中興書》載：“陸納為吳興太守時，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納兄俶怪納無所備，不敢問之，乃私蓄十數人饌。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及安去，納仗俶四十，稱：汝既不能光叔父，奈何穢吾素業？”《晉中興書》早佚，這條資料是陸羽《茶經》所引，時間、地點和陸納與謝安的職務，與《晉書》所載有些牴牾?！稌x書》的記載是陸納在出任吳興太守前，歷官黃門侍郎、本州別駕、尚書吏部郎等職，為官比較清廉，“納至郡（湖州），不受俸祿。頃之，征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芨，止有被襆而已，其余并封以還官。遷太常，徙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以后與上引大致相同，從略）。
由晉書這段記載來看，陸納在湖州任職的時間不長，陸納與謝安相會，是在納回建康任職以后的事情，且這里的“衛將軍”如作上述標點，就屬陸納的加封，與謝安無關，不能作為“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因為吳覺農先生《茶經述事》提出這一問題后，有人干脆就否定這條資料的真實，所以上面特地把《晉書》作一引正，肯定這則故事的核心——陸納視茶為“素業”，各書所記還是一致的。既然把茶已看成是一種“素業”，自然說明這時茶的飲用一定已相當普遍。在三國兩晉江南飲茶發展的同時，不難想見，其時當地茶樹的種植，當也有一個相應的發展?？墒鞘诌z憾，現存的古籍中，我們還沒有找到這方面的直接記載，只能根據有關資料作些猜測。如南北朝宋·山謙之《吳興記》中載：“烏程溫山（今湖州郊區）出御荈。”吳覺農先生研究，認為可能指的就是三國吳孫皓的“御茶園”中生產的茶。筆者對這條資料也作過考證，認為南朝時三興地區出“御荈”是有這種可能的。根據上述二種意見，我們不說溫山御荈就是三國孫皓時所用的茶葉，即以后一種“可能是劉宋時進御的”看法來說，如所周知，任何地方從開始種茶到進貢茶葉，都有一個發展過程，就這一事實，我們也可相當肯定，湖州包括現在江蘇宜興一帶的茶葉生產，至遲在兩晉時可能就有一定的發展。這一點，我們從晉杜育《荈賦》也可得到某種印證?！肚F賦》前四句為：“靈山惟岳，奇產所鐘；厥生荈草，彌谷被崗。”這首賦和荈草“彌谷被崗”的靈山是指什么地方？現在無從查考。不過，筆者從《宜興縣志》中偶而發現，這首詩和盧仝《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杜牧的《題茶山》等詩，都作為歌哦宜興或宜興人的作品，而收諸該志的“藝文”部。如果不是《宜興縣志》編纂搞錯，那么由這一線索也可證明，兩晉時在宜興的某些山嶺，植茶也相當興盛了。在三國兩晉江浙茶業有較大發展的同時，如東晉裴淵《廣州記》所載：“酉縣出皋盧，茗之別名，葉大而澀，南人以為飲”茶在我國南部沿海也獲得了一定的發展。
在早期，我國兩廣地區，茶和皋盧是相通的。如劉宋時《南越志》也載：“茗，苦澀，亦謂之過羅。”這里應特別指出，在這一時期里，茶在我國中部和南部沿海雖然獲得了某些發展，但是，當時我國茶葉生產和技術的中心，還是在荊巴和西蜀。如西晉張載的《登成都樓》詩吟：“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區”；以及孫楚的《出歌》句：“白鹽出河東，美豉出魯淵，姜桂茶荈出巴蜀”③，反映的就是這種情況。至于制茶技術上，如張揖《廣雅》所載：“荊巴間采茶作餅，成以米膏出之。”這也是我們現在能見的茶的最早加工記載。《廣雅》講制茶，為什么要以荊巴為例？無疑，這是因為它們有代表性。
這一點，從這時有關文獻中記及的茶葉產地也可看出。如《華陽國志》在《巴志》中提到“丹漆、茶、蜜”皆納貢；涪陵郡“惟出茶、丹漆、蜜臘”?！妒裰尽份d：“什邡縣，山出好茶”；“南安、武陽皆出名茶”。又《南中志》也載，夷縣“山出茶、蜜”等等，以上是巴蜀西晉以前產茶的情況。荊楚的情況，《荊州土地記》稱：“武陵縣通出茶，最好。”此外，再就是劉琨給其兄子劉演信中提到的“安州干茶”。稱“吾體中煩悶，恒假真茶，汝可信致之”，人們在經常飲用茶葉的過程中，對有些地方出產茶葉的藥效，也已有所比較。這是晉以前我國文獻中提到的也是我們現在能見的最早的茶葉出產情況。我們引述這些所要說明的，是這些產地全部集中在巴蜀和荊楚二地；所以如此，顯然是與這二地出產茶葉的數量和質量有關的。
在羅列了三國兩晉上述茶葉情況后，我們透過這些零星史實，聯系漢以前的茶史資料，多少也就能夠朦朧看出，這一時期也是我國古代茶葉文化系統初步形成的時期。如前所說，我國發現、利用和飲用茶葉的歷史雖然非常悠遠，但是從文獻記載來說，漢以前乃至三國的茶史資料十分稀少，以至對這時的茶，只能稱之為是一種只流傳巴蜀的區域性的簡單飲料文化。至兩晉以后，隨著茶葉文化與我國各地社會生活和其他文化的進一步相會、相融和相互影響，也隨著文獻記載的增多，這才初步顯示和構建出了我國古代茶葉文化的特點及系統。舉例來說，由于士人愈來愈多的卷入飲茶行列，兩晉時，不僅出現了《登成都樓》、孫楚《出歌》等吟及茶事詩歌和出現了杜育《荈賦》一類專門描述茶的茶文化藝術，而且也為茶葉抹上了一層節儉、樸素、清淡廉潔的色彩，使茶葉文化多少注進了一些儒家“尚仁貴中”的基本思想。在吸收儒家思想的同時，隨這一時期道教和佛教在我國的廣為傳播，孕育中的茶葉文化，也自然地融進了不少道教和佛教的有關思想和文化內容。這一點，我們從陸羽《茶經》引述的《神異記》中的“丹丘子贈大茗”的故事，《食忌》關于“苦茶久食羽化”的傳說，就可明顯看出，這即是兩晉時茶葉文化受道教文化影響的反映。至于佛教，《茶經》中也搜錄有晉《異苑》剡縣陳務?以茶祀墳獲報的故事，《續名僧傳》關于武康小山寺釋法瑤“飯所飲茶”的記載等等。
前者一看即知，宣傳的是佛教因果報應思想；這里也清楚看到了佛教和我國茶文化的聯結。不過，這里需要補充?句，在晉以前或我國茶葉文化早期階段上，就佛教和道教對茶葉文化的影響來說，道教的影響可能大些和直接些。因為佛教雖說是西漢后期就傳至我國，但其教義的“中國化”，還是后來禪宗興起以后的事情。關于這一看法，有人可能會引“西漢僧人甘露師”植茶蒙山，來說明佛教與茶的關系比道教更早，其實蒙山茶的傳說，現在好象與佛教有關，但開始可能是道教所編或僧道共編的故事，是晉朝以后佛教為和道教爭奪肇創茶業的功績所編織出來的。這等于兩教在南北朝編造的《清凈法引經》和《老子化胡經》等偽經一樣，前者稱釋迦牟尼的二個弟子：一為儒童菩薩孔子，一為光凈菩薩的老子；者則反過來把釋迦說成是老子西出教化出來的弟子。
所以，關于蒙頂茶系西漢甘露大師（不管此大師是僧是道）手植的傳說，純屬是子虛烏有的事情。這時的茶葉文化，除和儒、佛、道有所交融，在精神方面揉進了某些儒、佛、道哲學思想外，在物質文化方面，也較漢以前有了不少提高。如漢以前，我們無法知道其時是否有專門的茶具和以茶為禮的情況，王褒《僮約》“烹荼盡具”、“武陽買茶”二句，前一句古作“炰鱉烹茶”，不作茶作苦菜解，后面的具當然也非指茶具；后一句雖然一般都肯定到武陽去買茶，但是否用來祭神敬客呢？就不敢說了。但是，西晉時，如《世說新語》任育長至石頭看到的“坐席竟下飲”；杜育《荈賦》“髟?陶簡，出自東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劉”等描寫，這時不但明顯看到了“以茶待客”的禮俗，而且這時對烹茶用水擇?，也已講究，以至各地每個人對飲茶用具的產地和式樣都有所推崇了。類似的例子還可舉一些，但就上述幾點，我們也能看出，這時我國茶葉文化的脈絡，已油然浮現出來。因此，我們也可以說，晉朝是我國傳統茶葉文化能可確定的形成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