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羽在《茶經》中稱茶樹為“南方嘉木”，他說：茶“生福州、建州……往往得之，其味極佳。”建州、福州一個在閩江上游，一個在閩江下游，就是說閩江流域是茶香的中心源。閩江流域自古為茶的芬芳所縈繞，此香氤氳數千年不絕。
　　關于茶的生產源頭，自古中國說是神農氏勇嘗百草而發現茶的，而閩北說是“彭祖率彭武彭夷開發武夷山，首創茶園”的，這些都是古人“智者創物”的傳說。信史可查到最早的是東晉學者常璩的《華陽國志》的記載，該志記周武王率周軍聯合南方八個方國共同討伐商紂王，當時的“閩濮”族首領也參加北伐，并攜帶了茶葉貢給周武王以作“周家軍”行軍打仗的藥用品。“閩濮獻茶”意味著，茶葉生產發端于商周時的古閩族。
　　關于茶的傳播源頭，過去學者多認為是戰國末秦朝初司馬錯率蜀兵伐楚時，把西南一帶的栽茶技術及茶籽傳入中國東南，故而東南開始盛產茶葉。但我們考之閩北茶史，川蜀的種茶之技和中國各地產茶恰巧倒過來，好像源頭都集結在閩北。《元史學》稱中國茶漢時起就經安息轉售歐洲，而漢時中國茶按四川《名山縣志》記“昔有漢道人，分來建溪芽”的說法，則是漢代的云游道士將建溪之茶苗帶到川蜀發展起來的；而古屬廣東的海南“西樵云霧茶”，根據《建寧府志》載，是唐朝時曹松把建州的茶籽和建州的制茶技術帶回海南老家而鬧騰起來；至于當今臺灣的“凍頂烏龍”茶，祖樹也被認定在今建甌市的矮腳烏龍茶園中。
　“溪邊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自古栽”，商周古閩族人栽種的奇茗，最初是重要藥品，到漢晉時成為貴族的時尚消費品，茶在這時的貴族口中就有了“晚甘侯”的雅號。“晚甘侯”一稱源起于漢末書圣王羲之書鐫于大紅袍附近瑞泉巖壁上的三個狂草神書，書圣把武夷山茶尊為“侯爵”，見證了漢晉貴族深愛建溪奇茗。后來唐朝孫樵的妙文《送茶與焦刑部書》和清朝蔣蘅的妙文《晚甘侯傳》，繼續把“晚甘侯”炒作得妙趣橫生、沸沸揚揚：“晚甘侯，甘氏如薺，字森伯，閩之建溪人也。世居武夷丹山碧水之鄉，月澗云龕之奧……始若苦口難茹，久則淡而彌旨，君子人也”，這些趣事，足見閩江之源奇香裊裊。
　　唐朝時由于茶葉從貴族飲品擴展成為與柴米油鹽日用品一樣的大眾飲料，又由于唐德宗時把前朝宰相常袞降任為建州刺史，常公成功地研制出了便于運銷的“研膏茶”，更由于唐五代時閩王王審知鼓勵通商，刺激了閩江之源茶葉市場迅速擴張。因此建茶生產和銷售從唐朝開始一直延續到清末民國，雖屢屢經歷朝廷下詔“建茶入海者斬”，也相續千余年長盛不衰。
　　建茶史上巨大影響的茶事，是唐五代末打造出的“北苑御茶園”和“北苑貢茶”品牌。時王審知的兒子王延政在建甌自立“殷國”，小小殷國軍費和財政開支浩繁，茶就成了殷國的支柱產業，王延政極力擴張茶園，私人茶園主張廷暉被逼無奈，只得“主動”把位于今建甌市東峰鎮鳳凰山的方圓30里茶山捐作“官焙”的皇家御茶園；其后位于今東峰鎮裴橋村福源自然村的葉氏“壑源茶園”、另一個不知確處的“沙溪茶園”，從史志記載也成“官焙”來看，可能都被王延政一并收歸“國有”；再從政和縣志所記“古時東平、高宅、長城、東衢、感化五里是‘北苑貢茶’產地之一”來看，“北苑御茶園”的規模甚至囊括到政和。私人的茶山茶園轉身為“北苑御茶園”，閩北的茶產業迅速升級擴大，而且其茶品也一一擊敗了原來的淮南茶、臘面茶、陽羨茶等，成為直通宮禁的“北苑貢茶”。
　　北苑御茶園的規模無法想象。志書記載王延政的殷國投降南唐后，南唐把殷國強占的民田盡數歸還百姓，退地后的南唐采造北苑御茶園茶葉時，還得“歲率六縣民采造，大為民間所苦”，即每年都得調用建安郡所轄的建安、浦城、松溪、邵武、建陽、將樂六縣民夫采制茶葉，勞動強度苦不堪言。可想而知退地前的王延政手上，茶園面積更是大得驚人！
　　唐末閩北打造的茶產業，為閩江之源入宋以后“建茶”、“建盞”的鼎盛打下了雄厚基石，更為明清福建海商沖破朝廷“建茶入海者斬”的海禁酷令，東向出海遠洋歐美，源源不斷地提供了“黃金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