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六大茶山和其他一些產茶區的少數民族，均以茶作主要經濟來源和物與物相換的對象，所以幾乎處處種茶，戶戶賣茶，馬幫塞途，商旅云集。據考察，這一時期每年約有馬幫五萬匹于春秋二季來回于滇南、滇西及越南、緬甸、老撾等地運輸茶葉，隨著茶葉運輸的繁忙，客棧、食館、商店也應運而起，生意興旺，第三產業在交通沿線發展起來。往來于思茅普洱地區的馬幫運輸有幾條干線。
其一，由下關經順寧(現：鳳慶縣)、臨滄市云縣、臨滄市、景東彝族自治縣、景谷鄉、雙江縣運輸勐庫茶、鳳慶縣茶至下關加工為沱茶，每年約有馱馬4—6千匹馱運。其二，由蒙自向西至臨安(建水)、石屏縣，往南至城抵西雙版納。其三，以玉溪為起點，經石屏、元江、磨黑至普洱思茅。海關的設立也增加了普洱茶的出口運銷。清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895年6月21日)，清政府與法國在北京簽訂《中法商務專條》，其中第三條規定：“議定云南之思茅開為法越通商處所。”光緒二十三正月初三日(1897年2月4日)，英國又強迫清廷在北京訂立《中緬條約附款十九條》，其中第十三條規定“將在思茅設立英國領事官駐扎。”，根據上述條款，1897年1月2日，法國在思茅建立了海關。1902年5月8日，英國在思茅建立海關。據海關統計，自民國元年巨民國十二年(1912－1923)經由思茅海關出口的紅茶，價值白銀110210兩。
思茅普洱區在歷史上的鹽茶馬道，是伴隨著鹽茶的生產、運輸、銷售而興起的。據光緒《普洱府志》載，普洱茶早在唐代就已行銷西番。其卷十九《食貨志》載：“普洱古屬銀生府，則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時。”宋代時已開始有茶馬市場，以茶易馬。元代時茶葉已成為邊疆各族人民相互交易的重要商品。到明朝時，謝肇制已經在《滇略》中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的記載。萬歷年間，在普洱已設官管理茶葉貿易。據考，歷史上普洱茶運銷量號稱10萬擔以上，清順治十八年(1661)，僅從普洱運銷西藏的茶葉就有三萬馱之多。
“清代中葉，清政府已在普洱府和思茅廳增設茶局，商人經營茶葉要向官方領取茶引”（即執照）。雍正七年，清政府在攸樂山設“攸樂同知”，統兵五百防守山寨，征收茶捐，當時每年約有馬幫一千余馱運茶葉，然后轉運普洱府加工精制。由于瘴瘧流行，乾隆元年(1736)，清政府將攸樂同知移往思茅，改稱思茅同知，從此思茅又成了普洱與西雙版納之間的茶葉中轉站，思茅也因“普茶遠銷”而繁榮起來。從道光至光緒初年(1821－1876)，思茅城商旅云集，市場繁榮。年有千余藏族商人到此，印度商旅馱運茶、膠(紫膠)者絡繹不絕，滇南商道已成為一條“茶葉商道”，印度、緬甸、暹羅(泰國)、越南、老撾、柬埔寨各國，均有商人來往于西雙版納和思茅、普洱之間。這時期的普洱茶馬道異常興盛。清人檀萃《滇海虞衡志》中云：“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為產而資利賴者也。入山作茶者數十萬人，茶客收買運于各處，每盈路，可謂大錢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