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間，清廷對普洱府茶業情況進行調查后，將六大茶山所產的普洱茶列為貢品，年解貢茶660擔，貢后方允許民間私商進行交易。康雍乾期間，清政府還在普洱一帶開采銅礦和鹽礦，這對當地商業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一、宋代
宋代，大理政權將南詔時期所設的“步日瞼”改為“步日部”。此時宋國與北方的金國連年征戰不止，急需戰馬，大理政權便在“步日部”開設“茶馬市場”，以當地的茶葉換取西藏馬匹，再將馬匹轉與宋國，以換取其錦緞與珠玩飾品。茶葉的種植隨之擴大。
二、元代
到了元代，蒙古軍隊占領了云南，將“步日”改為“普日”，普洱茶已成為邊疆各族民間交換的主要商品。元代中期，普洱茶隨同以食肉、乳制品為主食的蒙古人進入俄國。
三、明、清
明朝洪武十六年（1383年），“普日”改稱為“普耳”。萬歷年間，“普耳”又正式改為“普洱”，明朝廷還在其地設官吏管理普洱茶的貿易。
清順治十六年（1619年），吳三桂平定云南，將普洱、思茅、普藤、茶山、猛養、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萬、上猛烏、下猛烏、整董編為十三個版納，統歸元江府管轄。這一時期普洱茶的生產和銷路較好，據《思茅縣志》載：“順治十八年（1621年），思茅年加工茶葉十萬擔，經普洱過麗江銷往西藏茶葉三萬馱之多”。雍正二年（1724年），茶商和工匠大量涌入茶山，達“數十萬”之眾，因而不斷出現事端。雍正七年（1729年），設普洱府后，即在思茅城內設普洱茶局管理茶葉的種植、加工制作及銷售，并將原思茅城內私營茶商一律趕走，不得經營茶葉生意。雍正十三年（1735年），實行“茶引”購茶，茶商復入茶山作茶，主要茶品種為園餅茶，又稱為“園寶茶”，因七餅為一筒出售，又稱“七子餅茶”或“七子園”茶。茶山大量供思茅用茶外，所生產的“園寶茶”經易武銷至緬甸、泰國、香港，再轉南洋及至歐洲、美洲，進入國際茶葉市場。乾隆年間，清廷對普洱府茶業情況進行調查后，將六大茶山所產的普洱茶列為貢品，年解貢茶660擔，貢后方允許民間私商進行交易。康雍乾期間，清政府還在普洱一帶開采銅礦和鹽礦，這對當地商業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商賈旅人聚集，也帶動了普洱茶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尤其是一年一度春末夏初的“花茶市”，南北商人來往如織，城內攤點遍布，店鋪林立，城外帳篷如云。馬幫出入，土特產品及日用生活文化用品的交換日益發展，飲食業和人馬旅店應運而生。普洱天天為街，日日為市，甚至還出現了夜市市場，成為滇南商業活動中心。磨黑、石膏井、勐先、滿磨街等集市亦隨之形成，并日益興隆，據清道光《普洱府志》記載，出現了“蠻民雜居，以茶為市……衣食仰給茶山……夷漢雜居，男女交易，士農樂業，鹽茶通商”的繁榮景象。道光年間，普洱一帶的商業達到了鼎盛，且有行商、坐商和貨郎之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隨貢茶和大眾茶的用量日增，茶山年產茶增至十萬擔，運量隨之增大，遂由茶商、士紳出錢，鋪建易武至思茅的茶馬驛道，全長211公里，全為青石板鋪成，避免了道路的泥濘。
明清兩代，在“茶馬古道”之外，還以普洱為中心，向外輻射出四條“茶馬大道”。一是由普洱至昆明的“官馬大道”，歷史上的普洱貢茶經此道運往昆明，然后轉運京城。從長江下游而來的客商，以及滇中、滇東地區的客商和本省的官員到普洱，均走此道。二是由普洱至瀾滄的“旱季茶馬大道”，自普洱起運茶葉，經思茅糯扎至瀾滄縣，再至勐連縣而后到達緬甸。三是由普洱至越南萊州的“茶馬大道”，由普洱起運茶葉，經江城縣至越南萊州，然后轉運至歐洲。四是普洱至打洛的“茶馬大道”，此系“官馬大道”的延伸，自普洱經思茅、車里、佛海至打洛，然后到達緬甸的景棟。在今天的普洱縣境內，還保留有三處較為完整的“茶馬大道”的遺址，見證著普洱茶貿易在歷史上曾經的繁榮與輝煌。
同治年間，普洱各地因遭受“白旗下壩”五年爭戰，茶市不興，各地茶商漸撤，茶園荒蕪，茶業一度衰落。清末，普洱的茶業漸漸衰落。光緒年間，茶市又復活躍，私商恢復，寧洱縣城有秦晉、兩廣、四川、江西、兩湖及玉溪、建水、石屏、盱江、通河等會館十余處，商號180余家，其中較大商號有“協太昌、同心昌、榮和昌”等20余家，這些商號多數經營并加工茶葉。在寧洱加工的普洱茶有毛尖、芽茶、小滿茶、緊團茶、改造茶、金月天等品牌，外型為團餅、方磚、牛心和人頭團茶等。思茅廳內，設有茶葉總店，除專制“八色貢茶”外，還加工各種緊團茶、園餅茶和毛尖茶。民間專業加工銷售茶葉的較大商號有“恒和園”、“裕泰豐”、“雷永豐”等10余家，生產園餅、方磚、緊團茶和雙喜牌茶。較大商號有“鼎光恒”、“同仁利”、“裕泰豐”、“信仁和”、“廣益祥”等數家。漢族商人、地主還以客戶身份進入易武產茶區，利用“夷民難以撐持門戶”的時機，典進茶林，在易武、勐海開設茶莊，收購茶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