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紀初，荷蘭人依托東印度公司的海外拓張，壟斷了當時主要的海上貿易，成就了“海上馬車夫”之名。在亞洲，荷蘭人占領印度尼西亞，將其作為東西方貿易重要的中轉站，從這里荷蘭人將轉運來的茶葉源源不斷地運回了歐洲。在其后相當長的時間內，荷蘭人獨占了中國茶葉的進口貿易，除了運回本國供國內消費之外，還將茶葉出口到隔海相望的英國，成就了日后聞名于世的“英式下午茶”。可以說，這一時期的荷蘭人在品茶、評茶以及傳茶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為日后歐洲掀起“飲茶熱”奠定了輿論和市場需求基礎。
作為現今世界三大非酒精飲料的茶、咖啡和可可幾乎是在同一時間隨著荷蘭的商船隊進入了歐洲。不過，它們當時并不是日常消費的飲品，而是作為治療某些疾病的特效藥在專供藥店出售。1684年8月31日的《哈勒姆報》中刊登過一則圖書推介廣告，其中就提到食療的方法：茶葉、咖啡、巧克力等草藥具有延年益壽的功效，可達到祛病強身目的。這一時期，荷蘭有大量的出版物對茶葉的特性進行詳細的闡述，對茶葉在荷蘭乃至整個歐洲的推廣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1671年，曾在東印度錫蘭地區做過牧師的菲利普斯·保德（Philips Baelde）在回到荷蘭之后，著書描寫當地人的生活，當地人的飲茶習慣也因此被記錄下來。在他的《東印度記事》中對茶葉有著這樣的描述：茶葉品質的高低對價格的影響非常大，最好的茶葉來自中國江南地區，茶樹葉在經過烘干處理之后，會散發出怡人的香味，整個東印度都有人在飲用。由于當時東印度公司進口的茶葉多是通過荷占巴達維亞轉運，加之海上路途遙遠、多雨潮濕，茶葉極易變質，質量良莠不齊，所以書中提到的這一甄別方式能夠幫助消費者挑選優良的茶葉品種，實為“茶文化入門”。當然，茶葉的藥用價值才是作者關注的重點，由于荷蘭屬于溫帶海洋性氣候，氣候潮濕多雨，他指出，茶葉有助于除濕氣、可去浮腫。此外，由于荷蘭當地冬季多雨少陽，容易造成人困頓乏力，這樣的問題也可以通過飲茶得到改善，飲茶4到5杯之后，人就會感到神清氣爽。對比可可的提神作用，茶葉由于性溫不會造成神經過度興奮，因此男女都適宜飲用。顯然，有著東印度工作、生活經歷的保德對茶葉的功效是倍加推崇的，民眾對于這樣的科普也是喜聞樂見。
除了現身說法之外，茶葉在17世紀開始流行與當時席卷歐洲的“中國風”不無關系，從中國運來的物件、植物，舶來的理論都被視為珍寶。當時的荷蘭醫學界借著這股“東風”，對茶葉的藥用價值進行了深入的理論研究和臨床試驗。1684年，荷蘭著名的藥學家、博物學家史蒂芬·布蘭卡特（Steven Blankaart）撰寫了《關于痛風的論述：病因與治療——使用中國、日本的針灸與藥灸療法》一書，不僅介紹了中醫的物理療法，對茶葉輔助治療痛風的療效也給予了相當的關注。史蒂芬認為茶葉是治療痛風最好的飲料，茶葉中富含“茶堿”（荷蘭語Alcali），這一成分能夠中和體內的酸性物質，達到治療痛風的目的。除了茶葉本身具有的藥用價值之外，飲茶這一生活習慣亦對治療痛風有著積極的作用。首先，飲茶使用的熱水能夠緩解疼痛，加速血液循環。其次，通過飲茶能夠將體內多余的鹽分以及酸性物質通過尿液以及汗液的形式排除。布蘭卡特對茶葉功效的研究相對來說比較客觀，并沒有夸大茶葉治病的療效，即便是從今天的視角來看，他的“飲茶治病”理論也相當具有說服力。1686年，他同其好友著名的“藥圣”柯奈利斯·龐德谷（Cornelis Bontekoe）合作著書《茶的正確飲用和濫用》，其中系統梳理了茶葉對人體的25種功效：清血、去噩夢、醒腦、去頭疼、消水腫、明目、增強記憶、通便、去肝火、祛風濕等。顯然，這些極具中醫特色的解釋并不是原創，書中亦有提及：許多功效是根據在東印度工作過的人員口述而成，這些功效同李時珍《本草綱目》中對于茶的介紹如出一轍。很明顯，在貿易往來的背后，更多非物質的交流已經形成，中西交流在那時已經達到一定的深度。
在這些醫生以及使用者的極力追捧下，茶葉慢慢為大眾所熟知，成為了炙手可熱的商品。但在被普羅大眾接受之前，身為“時尚先鋒”的荷蘭貴族就已經對茶葉的功效早有耳聞，并且在他們朋友圈中傳開，這一時間至少比“茶葉的大眾化消費”至少早上30年。17世紀荷蘭貴族的典型代表是惠更斯家族，在其家族公開的書信往來中常會看到與友人談論茶的細節。1645年10月25日，身為外交官、詩人、建筑師的康斯坦丁·惠更斯（Constantijn Huygens）給自己朋友法學家迪克·赫拉斯溫可（Dirk Graswinckel) 寫信道：“給我再寄些茶來吧，之前給我的那些我送了人。”寥寥幾語透露出的信息頗多。首先，當時荷蘭的茶葉并不十分普及，需要“托關系”才能搞到；其次，茶葉在當時上層社會是饋贈友人的佳品，較受青睞；其三，惠更斯這樣的貴族階級已經形成了飲茶習慣，對茶葉有著一定的需求。這樣的例子在其書信中也屢見不鮮。1662年4月12日，惠更斯身患重病的朋友，亦是當時的“荷蘭首富”柯奈利斯·范·阿森（Cornelis van Aerssen)給其寫信道：“我發燒得很嚴重，萊頓的醫師依舊在給我希望，但法國的醫生看到我消瘦的樣子，認為情況不妙，我覺得他是對的……茶我現在也喝得不多，喝下去讓我感到有些不適。”很不幸，這位首富在同年11月便離開了人世。茶葉雖然沒能挽救他的性命，但作為一種延年益壽、增強體質，甚至是“起死回生”的藥物已經在貴族圈中傳開，儼然形成一種養身風尚。康斯坦丁·惠更斯的大兒子康斯坦丁·惠更斯二世（Constantijn Huygens Jr.）給他的弟弟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也曾推薦過茶葉，在信中談及堅持飲茶之后，牙疼的問題徹底消失，希望飲茶也能夠解決其弟精神萎靡不振的困擾。
不過，茶葉作為一種新鮮事物進入荷蘭，社會關于其功效的討論非常廣泛，其中也不乏反對的聲音。之前提到的“藥圣”龐德谷是當時荷蘭茶葉最賣力的“推銷員”，不但著書研究茶葉理論，并且身體力行堅持飲茶，他每天的飲用量竟然達到100至200杯之巨，并且宣稱只要堅持食用足夠好的食物（茶），人是可以永生的。當然，他的飲茶習慣從古到今都遭到質疑，甚至當時有人認為他收了東印度公司的好處，拓展荷蘭的茶葉市場。然而，他憑借著自己的喜好，濫用茶葉，最后導致走樓梯時腿腳無力，跌落致死，這便是對其“飲茶至上”論最大的諷刺，多年過后依舊是人們日常的談資。
其實，多數荷蘭人并沒有對茶葉諸多有益身體的功效產生質疑，他們批判的是當時社會上的“唯茶葉論”以及飲茶所致的奢靡之風。這些情緒不僅表現在同行醫師的著作中，在大眾喜聞樂見的劇作中，對上層社會癡迷于飲茶的社會怪相也給予了無情的批判，其中最經典的劇目莫過于1701年艾弗爾·拜羅伊特·德·孔斯特（Yver Bloeid De Konst）的《茶癡女》（Theezieke Juffers）。透過此劇本以及同一時期的諸多畫作來看，婦女們是當時飲茶的主力軍，喝茶提供了她們社交的機會，甚至是一場莊重的儀式：每天下午2、3點，女茶友聚在一起，小口抿吸著茶水，發出“吱吱”的聲響，這便是對主人款待最為禮貌的答謝。飲茶時亦會搭配糕點，10到20杯下肚之后（亦說40至50杯）再飲些白蘭地，待到微醺，男男女女吸上幾口煙，一副極度奢靡的畫面。顯然，這種生活方式會引發諸多家庭矛盾，女人們只顧社交、疏于家務，丈夫們只得前往酒館或者是咖啡廳尋找慰藉，家庭已經處于支離破碎的邊緣。反對者對于這種濫用茶葉的生活方式極為反感，在書中或者畫作中直接表現出對“飲茶文化”的不滿。物極必反，飲茶的社會功能在當時發展成病態的模式，也從側面看出中國茶葉在當時上層社會的風靡。但多數的荷蘭人能夠較為理智地看待這一問題，認為茶葉本身的功效和保健作用毋庸置疑，鮮有醫生或作家表示飲茶會對身體造成不良的影響。
然而，受限于茶葉貿易量以及高高在上的價格，17世紀的“飲茶風”還只存在于少數圈子，僅限于當時的貴族、商人、醫師、船員及其家屬。1728年12月5日，荷蘭“水手號角”號商船從荷蘭德克賽爾直接起航前往廣州進行貿易，被允許通過廣州十三行的商人采購中國商品，才標志著荷蘭開始擁有了同中國直接通商的權利。1729年至1734年之間，中荷之間直接的茶葉貿易發展迅猛，東印度公司一共9艘商船來到中國，將總共135萬斤茶葉運回荷蘭，占貨物總價值的73.9%，凈利潤達到約240萬荷蘭盾，交易的支付方式則直接使用白銀。這一時期，僅荷蘭運回歐洲的茶葉量便如此之巨，可見茶葉已經在歐洲開始普及，人們對茶葉的認識以及對飲茶文化的認可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而由于全球貨物的流通以及貨幣的交換，那時的中國其實也有意無意地融入了世界經濟體系之中，中物西傳更是加速了歐洲對于中國的了解和認識，抽象的中國形象越來越具體，直至成為歐洲人觸手可及的“生活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