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葉生產的發展和加工及品飲方式的簡化，使得散茶品飲這種“簡便異常”的生活藝術更容易，更廣泛地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植根于廣大民間，從而使得茶之品飲藝術從唐宋時期宮廷、文士的雅尚與清玩，轉變為整個社會的文化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正因為有散茶的興趣，并逐漸與社會生活、民俗風尚以及人生禮儀等結合起來，才為中華茶文化開辟了一個嶄新的天地；同時也提供了相應的條件，使得傳統的“文士茶”對品飲境界的追求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明初社會不夠安定，使得許多文人胸懷大志而無法施展，不得不寄情于山水或移情于棋琴書畫，而茶正可融合于其中，因此許多明初茶人都是飽學之士。這種情況使得明代茶著極多，計有50多部，其中有許多乃傳世佳作。夏樹芳錄南北朝至宋金茶事，撰《茶董》二卷，陳繼儒又續撰《茶董補》；朱權撰《茶譜》，于清飲有獨到見解；田藝蘅在前人的基礎上撰《煮泉小品》；陸樹聲與終南山僧明亮同試天池茶，撰寫《茶寮記》，反映高人隱士的生活情趣；張源以長期的心得體會撰《茶錄》，自不同凡響；許次紓寫《茶疏》獨精于茶理；羅稟自幼喜茶，便以親身經歷撰寫《茶解》；聞龍撰《茶箋》；錢椿年、元慶先后編?！恫枳V》等，在這些人與書中，失權及其《茶譜》尤有杰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