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葉富國論的興起
琦善是朝廷重臣，也是西人艾特略.賓漢口中富有智慧、敏銳的中國政治家，并知曉“夷情”，道光皇帝不知道該怎么辦，他把奏折轉給林則徐，希望得到意見。
林則徐不贊同全面海禁，這與他對海路諸夷的認識有關。他認為鴉片最大的貿易者是英國（他知道美國等國家同樣參與了鴉片貿易，但數量很小），其他國不必制裁。后林則徐查訪得知，大黃出口多不過一千擔，并非不可無之物，茶葉歷年所銷高達30余萬擔到50余萬擔之間，可為鉗制之物。早在湖北任總督時，林則徐就提出過，通過提高對茶葉、大黃的價格，來達到白銀回流的方案。
以茶制夷，不僅朝中權臣如此看，知識界和民間也認為如此。美國人馬士在《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里說：“在中國人心目中一直存在著這樣一種看法，認為茶和大黃對于西方都是必需的東西，而只有中國可以供給茶和大部分的大黃。”
五口通商后，茶葉富國論甚囂塵上。
1842年，江南司郎中湯鵬上書，既然英國人“食必以蘇合油，久則腸胃膩塞，非得中土之茶葉大黃，不能去惡；晝臥而脾緩，非得中土之茯苓不能治其病。又其洋呢洋布等物，非得中土之絲斤不能成其制。”他建議茶葉、大黃、茯苓、絲斤等件，可以逐年加價，兩三年一番，這樣一來，不到10年，英國人窮了，中國卻走向富強。
現在大名鼎鼎的“祁門紅茶”就是在茶葉富國的熱潮中創辦起來的。創始人胡元龍是祁門南鄉貴溪人，18歲時辭棄把總官職，回鄉墾山種茶。
清初全國的茶葉產量為235萬擔，到光緒年間增至450萬擔，其中三分之一用于出口。而嘉慶年間，政府茶葉財政收入僅為57萬兩。
從1867到1894年，即便英國人大量輸入鴉片，中國茶葉的出口額也能與之相平衡。1880到1894年，茶葉關稅收入達到了5338.9萬兩，年均449萬兩。莊土國估計，從1700—1823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共輸53875032兩白銀到中國，從1700—1840年間，從歐洲運往中國和從美國運往中國的白銀約17000萬兩。
今人對晚清“以茶制夷”多有批評，乃至當作笑話，實有不了解這一觀念背后的歷史原因。1900年，光緒的狀元策有一題考的就是茶之于大清的意思:“茶稅之征，起于唐代。其初稅商錢，在于何時？獨開茶稅，在于何時？茶官之設，在于何時？稅茶之法，其后增減若何？”
其后的議論卻不簡單，他說，茶對于國防來說，太重要了。“漢武帝北筑朔方，西戍烏壘，一時匈奴震懾，而中國亦為之虛耗。光武拒西域都護之請，徙幽并邊人于塞下。雖不勞中國以勤四夷，而未免示弱。防邊之道，果以何者為善。唐設安西北庭四鎮，得控制之宜否？夫古者防惟在陸，今者防兼在海。溟渤萬里。處處可通。果于何處設守，始克收陸詟水栗之效歟。夫典學以裕政原，固本以重疆索。理財以舒國用，設險以慎邊防，胥制治保邦之要圖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