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下》謂“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食脫粟之食，五卵、苔菜而已”，以為飲茶(即茗)始于春秋時代。然《晏子春秋》亦非齊晏嬰所作，根本難以成立。且萬蔚亭輯《困學紀聞集證》卷八下云：“(槐按)今本《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下》作三弋五卯苔菜，考《御覽》卷八百六十七引作茗茶，載入茗事中……”雖作茗，然既言茗茶，恐非茗飲之茗。故茗飲之事不見于經(jīng)。世又以詩之“誰為茶苦”，為飲茶之證，不知此茶乃苦菜之荼，非“荼苦”之茶，不能張冠李戴。似此春秋戰(zhàn)國恐無飲茶之風，故《周禮·天官·家宰第一》言漿人供王之六飲，一曰水，二日漿，三曰醴，四曰涼，五曰醫(yī)，六曰酉。尚未見飲茶。
自漢以后，飲茶之記載，時有所聞，三國時吳孫皓每飲群臣酒，率以七升為限，韋曜不過兩升，或為裁減，或賜茶茗以當酒(《三國志·吳志·韋曜傳》)，以時茶茗，恐已為招待賓客之用，不然，宴會中，何以有茶？晉張華嘗謂“飲真茶，令人少眠”(張華《博物志》)，是晉亦有飲茶之風，所以茶茗之起，由來已久，宋裴漢《茶述》謂：“茶起于東晉，盛于今朝(宋朝)。”固誤。《洛陽伽藍記》謂飲茶始南朝梁武帝天監(jiān)年間，尤誤。所謂飲茶之風，開始于漢魏則可，盛行于漢魏則不可，因南北朝時，此風尚未普遍，何論于漢魏，關此《茶史雜錄》引逸事兩則如下：
齊王蕭初入魏，不食羊肉酥漿，常飯鮮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見蕭一飲一斗，號為漏卮，后與高祖會食羊肉酪粥，高祖怪問之，對日，羊是陸畜之宗，魚是水族之長，所好不同，并各稱珍。唯茗不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因號茗飲為酪奴，他日彭成王掘獻謂蕭曰：“卿明日顧我為卿設荼莒之餐(即魚)亦有酪奴”。
黃現(xiàn)璠《古書解讀初探》謂：“北朝后魏京師士子，見齊王蕭飲茶，引為怪異，號為漏卮；由后之說，尤養(yǎng)特欲為蕭正德備茶，則一為少見多怪，一非家常用品，最少足以證明其非普通用物，不然，亦非北朝鮮卑族用物，此時飲茶，恐限于某地，行于某階級，實非普及民眾，故只能謂為飲茶之開始時期。而飲茶風氣之興，始于唐代。唐代民眾喝茶成癖。東坡詩云：“周詩記苦荼，茗飲出這世。”乃以今之茶為荼。自唐以來，茶以清頭目，上下好之，庶民日飲數(shù)碗，確成風矣。”
蕭正德歸降時，元義欲為設茗，先問卿于水厄多少，正德不曉其意，答日：下官生于水鄉(xiāng)，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坐客大笑。
由前之說，北朝后魏京師士子，見齊王蕭飲茶，引為怪異，號為漏卮；由后之說，尤養(yǎng)特欲為蕭正德備茶，則一為少見多怪，一非家常用品，最少足以證明其非普通用物，不然，亦非北朝鮮卑族用物，此時飲茶，恐限于某地，行于某階級，實非普及民眾，故只能謂為飲茶之開始時期。而飲茶風氣之興，始于唐代。唐代民眾喝茶成癖。東坡詩云：“周詩記苦荼，茗飲出這世。”乃以今之茶為荼。自唐以來，茶以清頭目，上下好之，庶民日飲數(shù)碗，確成風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