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南茶文化的歷史發展：
1、神農時代：
茶圣陸羽《茶經》指出：“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聞于周魯公。” 戰國時代，我國最早的藥物學專著《神農本草》載：“神農嘗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茶文化之源是遠古時代的炎帝神農氏神話。炎帝神農氏被尊為中華民族的始祖之一，他南巡湖湘大地，倡農耕，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荼）解毒。湖南是神農氏的主要活動區域，他因誤食斷腸草，“崩葬長沙茶鄉之尾”，“茶鄉”即今之湖南炎陵縣（原名茶陵縣），秦漢時期，該縣屬長沙郡。
湖南桃源、安化、桃江一帶喜飲“擂茶”。相傳公元前280年，秦將司馬措攻楚，屯兵于沅水之南，發現當地流傳著一種“苦羹”，這種苦羹即“擂茶”的前身。東漢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伏波將軍馬援征五溪蠻，駐軍于沅陵，盛夏士兵多疾，百姓敬獻湯藥，令三軍疫病盡除。當地老百姓所獻祖傳秘方“五味湯”（“三生湯”）就是今日的“擂茶”。
2、湘鄂邊境瑤族的傳說：
據瑤學專家考證，位于湘鄂邊境的龍窖山就是瑤族民間傳說居住過的“千家峒”。相傳秦滅楚后，生活在鄂西和江漢之濱的瑤族先民因天災人禍，舉族南遷至龍窖山，在此定居并廣種茶樹，開創了中國植茶的先河。瑤族祖居地龍窖山遺址2002年已被確定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這里風光綺麗，茶文化遺跡可尋。
3、湖南桃源、安化、桃江一帶喜飲“擂茶”。相傳公元前280年，秦將司馬措攻楚，屯兵于沅水之南，發現當地流傳著一種“苦羹”，這種苦羹即“擂茶”的前身。東漢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伏波將軍馬援征五溪蠻，駐軍于沅陵，盛夏士兵多疾，百姓敬獻湯藥，令三軍疫病盡除。當地老百姓所獻祖傳秘方“五味湯”（“三生湯”）就是今日的“擂茶”。
4、西漢時代（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
1972年出土的長沙馬王堆西漢古墓中，出土的一幅絹帛繪畫，專家考證其中有一幅《敬茶仕女圖》。1954年在長沙魏家大院，第四號漢墓中出土了一枚石質官印，上書“荼陵”二字，證實當時有以茶命名的茶陵縣，這些文物說明了湖南西漢時期茶事的繁榮。
古代羹飲法今日還在流傳。楚三閭大夫屈原在其《楚辭》中記載有楚地的飲茶習俗。現在岳陽、益陽等地鄉間流行的姜鹽豆子茶、芝麻豆子茶、椒子茶等，都起源于屈原詩中描述的“桂椒湯”、“椒姜漿”。
5、唐代時期：
我國最早的原始陶器和紀年青瓷窯址出自湖南，湖南已發現古窯址500多處，是中國陶瓷的故鄉、茶具的發源地之一。
岳州窯是湖南茶文化的一個亮點。陸羽在《茶經》中列舉了唐代六大名窯，包括湖南的岳州窯；唐代劉言史詩《與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提及湘瓷，就是岳州窯的青瓷。岳州窯址散布在湘陰縣的湘江沿岸，主要有湘陰縣青竹寺窯（東漢時期最早的紀年瓷窯遺址）、城關鎮窯（晉、南朝、隋至盛唐）、鐵角嘴窯（東漢、唐）等。
湖南邊銷茶，最早從唐太宗貞觀15年（公元641年）始，嫁到吐蕃的漢族姑娘文成公主，按照本民族的禮節，帶去了陶器、紙、酒和茶葉等嫁妝，茶葉就有湖南岳陽的氵邕 湖茶。
茶由禪興，禪賦予茶無比深邃的精神內涵。在唐代，僧人飲茶已成風尚，但真正從坐禪飲茶中悟出茶禪真諦的，還是石門縣夾山的善會和尚。茶道界幾乎無人不知此聯出自中國湖南石門的夾山。圓悟禪師的墨寶至今仍作為鎮寺之寶，珍藏于日本奈良的大德寺。
又據《唐國史補》記載，唐德宗建中（780—783年）年間，朝廷遣使至吐蕃：常魯公使西蕃，烹茶帳中。贊普問曰：“此為何物”？魯公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贊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壽州者，此舒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此昌明者，此氵邕 湖者。”
6、湖南人在唐代首創茶樹“庇蔭栽培法”并發明炒青綠茶工藝。唐永貞元年（805年）柳宗元被貶謫到湖南，在永州龍興寺品嘗到新采的“竹間茶”，并作詩夸贊。同年，劉禹錫被貶郎州（今湖南常德市）司馬，作《西山蘭若試茶歌》。該詩提到茶竹間作（其好處是茶樹適度庇蔭，品質提升），還描述了炒青綠茶加工情景。
7、五代十國（907年～960年）：
湖南五代十國時期有一個縣建制的茶葉集散地——“王朝場”。當時馬殷在湖南稱楚王，因害怕中原國勢強大，主動派其子到洛陽奉獻禮物。馬希范嗣位為楚王時，為便于向后唐進奉湖南名茶，在巴陵縣北設場收購轉運茶葉，這個場地史稱“王朝場”，場名含楚王向后唐朝貢之意。北宋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王朝場”升為“王朝縣”。
8、明代時期：
a：黑茶是安化的主要特產，歷代地方政府高度重視茶葉質量。從明初起，有關黑茶采造交易的制度常以地方法規形式予以頒行，刻碑立石，列于境內重要的黑茶產地或商埠，全體共同遵行。這是湖南早期質量文化的體現，也是湘茶在茶馬互市中由“私茶”轉為“官茶”的內因。
由此可見，烹茶已在吐蕃上層社會中流行，吐蕃贊普茶學知識淵博，收藏和品飲了內地許多名茶；流入吐蕃的茶葉，首先不是通過官方互市或貢賜，而是走民間途徑；飲茶“滌煩療渴“的功效已被吐蕃認識；茶葉已成為民族團結的紐帶；岳陽的氵邕 湖茶是湖南最早的邊銷茶。
b：湘茶自明末以來逐步取代漢中、四川茶，成為茶馬互市的主要商品，并定為“官茶”。湘茶滿足了邊疆各民族人民的日常需要，對維護各朝代經濟政治的強盛也起了重要作用。
9、清代時期：
清代，我國北方繼“絲綢之路”的衰弱，出現了橫跨亞歐大陸的中俄“茶葉之路”。它南起湘、閩（太平天國起義后起點改為湖南），北越長城，貫穿蒙古，至當時的中俄邊境恰克圖，湘茶再由俄商經西北利亞轉往歐洲腹地。中俄商人“彼以皮來，我以茶往”。
清代咸豐年間以后，海禁大開，中西互市，市場巨大，茶商群體，應運而生。清末民初約，以雙峰茶商為代表的湖南茶商，與曾國藩率領的湘軍同時崛起，馳騁商場，縱橫海內外，形成了一個聯結緊密的商業集團。他們具備湖南商人特有的“俠商”氣質，這批“膽大包天”的茶商看準動亂歲月中的商機，在戰火和殺戮的空隙間穿梭，以軍事家的勇猛和謀略集財于內、爭利于外，從而創造了近代湖南商業文明和茶葉外銷的輝煌歷史。
左宗棠為湘茶邊銷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左宗棠整頓甘肅茶務，始于1875年，廢于1942年，歷經60余年，挽回咸（豐）同（治）（1851～1874年）年間西北茶銷停滯之全局，亦奠定60年來西北邊銷之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