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五千年燦爛文明史上，歷史濃墨重彩地繪制了一條條通往印度、歐洲，甚至非洲的道路，即北方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和南方絲綢之路（茶馬古道）。

　　據司馬遷《史記》記載，元狩元年（前122），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張騫歷盡艱辛回到長安，向漢武帝報告，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看到了蜀國的布匹和邛竹杖。由此推測，在官道尚未開通之前，大漢的西南方早已存在一條由蜀地通往身毒國（今印度）、大夏的民間商道。

　　西南早期商道的形成

　　現在的人們對于西南早期商道的開通時間已難以考證，然而從中外資料中不難查閱到相關記載。英國人哈維的《緬甸史》、霍爾的《東南亞史》等著作中談到，公元前2世紀以來，中國經緬甸的商業通道有：循伊洛瓦底江為一道，循薩爾溫江為一道，尚有一道循親敦江經曼尼坡乘馬需三月乃至阿富汗。商人以中國絲綢等名產換取緬甸的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歐洲的黃金等珍品。學者方國瑜據戰國楚墓出土的“料珠兩件”推斷，此類物品應是從該道由印度傳來，古道最遲于公元前4世紀已開通。季羨林在《大唐西域校注》中談到，自公元前2世紀開始，此道與長安通印度的道路并存，是西南的“蜀身毒道”，是戰國至漢晉時期以云南為樞紐的中印通道。印度古籍喬底利耶的《政事論》記載，公元前4世紀印度孔雀王朝時期有產自中國的“成捆的絲”，可見中國內地的絲織品或先傳到云貴地區，后經滇緬通道傳入印度。

　　南方這些早期的商道，主要以絲綢貿易居多，因此，學界習慣稱之為“南方絲綢之路”。然而，南方絲綢之路不只是一條運輸絲綢的商貿通道。據唐代僧人義凈《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述，來自川、滇的糖、布、線、粉絲等生活日用品被運輸出去，而來自康藏及周邊地區的馬匹、皮毛、藏金、藏紅花、麝香、貝母、鹿茸、蟲草等也隨著這條路來到川、滇等地。

　　晚期，南方的商道則更多以茶葉、馬匹等貿易為主，茶葉被藏族同胞接受后，云南邊銷茶也因主要供應康藏地區民族的飲用而得名。藏區和川、滇邊地出產的騾馬、毛皮、藥材等，與川、滇及內地出產的茶葉、布匹、鹽、日用器皿等，在橫斷山脈的高山深谷間來來往往，川流不息，并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日趨繁盛，形成一條延續至今的“茶馬古道”。

　　茶馬古道的興衰

　　在民間，“茶馬互市”雛形約出現在南北朝時期，唐代形成了特定規則，互市的情形也多見于史書記載。據史料記載，中國茶葉最早銷往海外，可追溯到南北朝時期。此時，內地商人與北方民族在邊境通過以茶易物的方式向土耳其輸出茶葉。隋唐時期，隨著邊貿市場的發展壯大，加之北方絲綢之路的開通，中國茶葉以茶馬交易的方式，經西域等地向西亞、北亞和阿拉伯等國輸送，中途輾轉西伯利亞，最終抵達今俄羅斯及歐洲等地。

　　唐宋時期，喝茶之風日盛，茶葉也逐漸進入藏區及周邊地區人們的生活。因康藏屬高寒地區，平均海拔在三四千米以上，人體需要攝入大量高脂肪食物以補充熱量，藏民主要以糌粑、奶類、酥油、牛羊肉為主食，蔬菜極少，肉食的消化成為了很大的問題，且糌粑性燥熱。而茶葉的出現正好解決了這個問題。茶葉既解油膩，又防止燥熱，在長期的生活中，藏民形成了喝酥油茶的習俗，藏族古諺語所說：“加察熱！加霞熱！加梭熱！”翻譯成漢語即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然而，藏區并不產茶。在內地，民間生產生活和軍隊征戰均需大量的騾馬，但內陸也大多不產馬，而藏區和川、滇邊地卻產良馬。于是，物產的地域特點促使具有互補性的茶和馬的交易即“茶馬互市”應運而生。

　　宋初沿邊州郡“市馬”成為定制，大規模的茶馬交易形成，西北藏族地區成為宋朝馬源的主要基地。北宋前期先在成都、秦州(今甘肅天水) 各置榷茶司、買馬司，后合為茶馬司，其后又在成都設都大提舉茶馬司。元代時，官府廢止了宋代實行的茶馬治邊政策。由于元朝是馬背上得天下，馬源充足，購置戰馬已不是其主要戰略意圖，對外的茶葉貿易量大為縮減，但西北少數民族、西南周邊屬國對茶葉仍有大量需要，由于沒有大規模的雙向貿易刺激，單向交易較為普遍，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貿易的繁榮。總體而言，元朝茶葉貿易并不興盛。

　　到明代，茶馬政策又得以恢復。朝廷通過與吐蕃的“茶馬互市”獲得大量的戰馬，而藏人也同時得到生活的必備品——茶葉。朝廷在西南、西北大量設置茶馬司，朱元璋曾立法明令禁止私茶出境。到了明朝后期，私茶貿易大量增加，禁令越多走私越甚，利益也越大，茶馬互市也到達了極為繁盛時期。明太祖洪武年間，上等馬一匹最多換茶葉120斤。明萬歷年間，定上等馬一匹換茶三十篦，中等二十，下等十五。明代文學家湯顯祖在《茶馬》中寫道：“黑茶一何美，羌馬一何殊”，“羌馬與黃茶，胡馬求金珠”。足見當時茶馬交易市場的興旺與繁榮。

　　清朝繼承和發展了明代的茶馬管理制度。清初，為大量擴充戰馬的需要和獲得茶馬交易帶來的巨額稅收，清政府推出了嚴苛的貿易管控措施，在各地廣設茶馬司，推行“茶引制”，并在政策上進行了重大改革。順治十八年（1661），五世達賴請求在云南勝州（今永勝縣）設置互市，得到了清政府的允許，云南產的大葉種茶得到大量推廣，出現了近十萬畝茶園。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對西雙版納進行改土歸流，設置了普洱府，并在思茅開設了總茶店，由政府壟斷經營。雍正十三年，朝廷在云南實行“云南茶法”：朝廷準許在云南每年發“茶引”三千，每“引”購茶一百斤。而且規定交易之茶需為圓餅狀，每個圓餅重七兩，七個圓餅為一筒，每筒四十九兩，每筒征稅銀一分，每張“茶引”可買三十二筒茶，上稅銀三錢二分，永為定制。茶法實行后，推動了茶葉的發展，收稅、過關檢查較為方便，統計茶的重量只用數數即可，不按規定數量做餅茶的茶商、茶農會受到嚴格懲處。至清代，茶馬治邊政策有所松弛，私茶商人較多，在茶馬交易中則費茶多而獲馬少。雍正十三年，官營茶馬交易制度終止。

　　民國時期，除官營占較大比重外，民間交易也極為繁盛。二戰時期，茶馬古道成為中國通往外界的主要通道，于是茶馬貿易再次達到了鼎盛。二戰結束后，由于地理條件、經濟地位所限，以及現代運輸條件的不斷改善，茶馬古道漸漸被荒廢，只存在鄉村間的短途運輸。茶馬貿易雖淡出了百姓的生活，但這條繁榮了十幾個世紀的商道留下了獨特的文化記憶，沿途的古遺跡成為人們記憶馬幫生活、感受古代民間及國際間經濟文化交流的歷史憑證。

(責任編輯：八分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