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兩晉時代茶文化的記載以及茶文化歷史是如何發展起來的：
1、曹魏張揖著作中：《埤倉》荼作，《雜字》荈，茗之別名；《廣雅》荊巴間采荼作餅，飲醒酒，令人不眠。這三部字書一部比一部不同，從這點上說，在三國時中原即存在個別或偶然的飲茶情況，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2、三國和兩晉時，江南和浙江沿海的我國東部地區，茶葉的飲用和生產也逐漸傳播開來了。
3、據《三國志·吳書》記載：孫“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其升為限。……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為裁減，或密賜茶荈以當酒。”孫皓是三國時吳國的末帝，接位前為烏程（今浙江湖州）侯，此內容當記述的是永安三年（260年）以后的事情。因為其接位之初，效法孫權一度曾把京城遷至武昌，以圖抗衡和進攻中原，但第二年便遷回建業（今南京），并漸漸變成為驕縱殘忍的一個暴君。
4、關于三國時吳下已遍飲茶的情況，我們還可從《秦子》這段記載來得到說明。稱“顧彥先曰，有味如臛，飲而不醉；無味如茶，而酲焉，醉人何用也？！”“臛”指肉湯，“酲”指醉后神志不清。茶也是“飲而不醉”的。
5、中原最早的可靠飲茶記載，竟還是先見于西晉左思《嬌女詩》。左思字太沖，其國臨淄（今淄博）人，是西晉著名的文學家。《嬌女詩》共５６句，這里不妨將陸羽《茶經》節錄的12句轉抄如下：“吾家有嬌女，皎皎其白皙。小字為其素，口齒自清歷。有姐字惠芳，眉目燦如畫。馳騖翔園林，果下皆生摘。貪華風雨中，倏忽數百適心為茶荈劇，吹噓對鼎。”
6、陸羽不虧為文學大家。選輯上引幾句，就將左思這首長詩準確、形象和生動地節縮了出來。其與茶有關的，只是“心為茶荈劇，吹噓對鼎”二句。這二句，把左思二個嬌女用嘴吹爐急等茶吃的情景，活畫出來。或許有人會說，西晉尚茶的官員也不止左思。
7、確實如此，如為左思《蜀都賦》提供“岷邛”情況的著作郎張載，以及《晉書》提及的以“茶果”待客或作宴的陸納和桓溫，就都是當時飲茶和嗜茶的代表人物。但這些人都到過南方，唯左思少年時期閑居臨淄，后其妹左芬入宮移居京師，直到張方暴亂都邑時，才舉家離開洛陽適冀州，并不久病死冀州。這就是說，左思住家一直沒離開過北方，所以，《嬌女侍》中的茶事詩句，無疑是洛陽也是中原仕宦人家飲茶的最好鐵證。
8、關于中原最早的可靠飲茶記載，竟還是先見于西晉左思《嬌女詩》。左思字太沖，其國臨淄（今淄博）人，是西晉著名的文學家。《嬌女詩》共５６句，這里不妨將陸羽《茶經》節錄的12句轉抄如下：“吾家有嬌女，皎皎其白皙。小字為其素，口齒自清歷。有姐字惠芳，眉目燦如畫。馳騖翔園林，果下皆生摘。貪華風雨中，倏忽數百適心為茶荈劇，吹噓對鼎。”陸羽不虧為文學大家。選輯上引幾句，就將左思這首長詩準確、形象和生動地節縮了出來。其與茶有關的，只是“心為茶荈劇，吹噓對鼎”二句。這二句，把左思二個嬌女用嘴吹爐急等茶吃的情景，活畫出來。或許有人會說，西晉尚茶的官員也不止左思。確實如此，如為左思《蜀都賦》提供“岷邛”情況的著作郎張載，以及《晉書》提及的以“茶果”待客或作宴的陸納和桓溫，就都是當時飲茶和嗜茶的代表人物。但這些人都到過南方，唯左思少年時期閑居臨淄，后其妹左芬入宮移居京師，直到張方暴亂都邑時，才舉家離開洛陽適冀州，并不久病死冀州。這就是說，左思住家一直沒離開過北方，所以，《嬌女侍》中的茶事詩句，無疑是洛陽也是中原仕宦人家飲茶的最好鐵證。
9、三國吳和東晉均定都現在的南京，由于達官貴人特別是東晉北方士族的集結、移居，今蘇南和浙江的所謂江東一帶，在這一政治和經濟背景下，作為茶業發展新區，其茶業和茶業文化在這一階段中，自然較之全國其他地區，也就明顯更快地發展了起來。首先從茶的飲用來看，如果說三國江東茶的飲用還主要流行于宮廷和望族之家的話，那么到東晉時，茶便成為建康和三吳地區的一般待客之物。
10、如《世說新語》載，任育長晉室南渡以后，很不得志，一次他到建康，當時一些名士迎之石頭（位當于今南京江邊），“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于是便問人稱：“此為荼為茗？”對于從中原初來江南標志了。
11、另《晉中興書》載：“陸納為吳興太守時，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納兄俶怪納無所備，不敢問之，乃私蓄十數人饌。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及安去，納仗俶四十，稱：汝既不能光叔父，奈何穢吾素業？”《晉中興書》早佚，這條資料是陸羽《茶經》所引，時間、地點和陸納與謝安的職務，與《晉書》所載有些牴牾。《晉書》的記載是陸納在出任吳興太守前，歷官黃門侍郎、本州別駕、尚書吏部郎等職，為官比較清廉，“納至郡（湖州），不受俸祿。頃之，征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芨，止有被襆而已，其余并封以還官。遷太常，徙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以后與上引大致相同，從略）。
12、在三國兩晉江南飲茶發展的同時，不難想見，其時當地茶樹的種植，當也有一個相應的發展。可是十分遺憾，現存的古籍中，我們還沒有找到這方面的直接記載，只能根據有關資料作些猜測。如南北朝宋·山謙之《吳興記》中載：“烏程溫山（今湖州郊區）出御荈。”吳覺農先生研究，認為可能指的就是三國吳孫皓的“御茶園”中生產的茶。筆者對這條資料也作過考證，認為南朝時三興地區出“御荈”是有這種可能的。根據上述二種意見，我們不說溫山御荈就是三國孫皓時所用的茶葉，即以后一種“可能是劉宋時進御的”看法來說，如所周知，任何地方從開始種茶到進貢茶葉，都有一個發展過程，就這一事實，我們也可相當肯定，湖州包括現在江蘇宜興一帶的茶葉生產，至遲在兩晉時可能就有一定的發展。這一點，我們從晉杜育《荈賦》也可得到某種印證。《荈賦》前四句為：“靈山惟岳，奇產所鐘；厥生荈草，彌谷被崗。”這首賦和荈草“彌谷被崗”的靈山是指什么地方？現在無從查考。不過，筆者從《宜興縣志》中偶而發現，這首詩和盧仝《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杜牧的《題茶山》等詩，都作為歌哦宜興或宜興人的作品，而收諸該志的“藝文”部。如果不是《宜興縣志》編纂搞錯，那么由這一線索也可證明，兩晉時在宜興的某些山嶺，植茶也相當興盛了。在三國兩晉江浙茶業有較大發展的同時，如東晉裴淵《廣州記》所載：“酉縣出皋盧，茗之別名，葉大而澀，南人以為飲”茶在我國南部沿海也獲得了一定的發展。
13、如西晉張載的《登成都樓》詩吟：“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區”；以及孫楚的《出歌》句：“白鹽出河東，美豉出魯淵，姜桂茶荈出巴蜀”③，反映的就是這種情況。至于制茶技術上，如張揖《廣雅》所載：“荊巴間采茶作餅，成以米膏出之。”這也是我們現在能見的茶的最早加工記載。《廣雅》講制茶，為什么要以荊巴為例？無疑，這是因為它們有代表性。
14、從這時有關文獻中記及的茶葉產地也可看出。如《華陽國志》在《巴志》中提到“丹漆、茶、蜜”皆納貢；涪陵郡“惟出茶、丹漆、蜜臘”。《蜀志》載：“什邡縣，山出好茶”；“南安、武陽皆出名茶”。又《南中志》也載，夷縣“山出茶、蜜”等等，以上是巴蜀西晉以前產茶的情況。荊楚的情況，《荊州土地記》稱：“武陵縣通出茶，最好。”此外，再就是劉琨給其兄子劉演信中提到的“安州干茶”。稱“吾體中煩悶，恒假真茶，汝可信致之”，人們在經常飲用茶葉的過程中，對有些地方出產茶葉的藥效，也已有所比較。這是晉以前我國文獻中提到的也是我們現在能見的最早的茶葉出產情況。我們引述這些所要說明的，是這些產地全部集中在巴蜀和荊楚二地；所以如此，顯然是與這二地出產茶葉的數量和質量有關的。
15、兩晉時，不僅出現了《登成都樓》、孫楚《出歌》等吟及茶事詩歌和出現了杜育《荈賦》一類專門描述茶的茶文化藝術，而且也為茶葉抹上了一層節儉、樸素、清淡廉潔的色彩，使茶葉文化多少注進了一些儒家“尚仁貴中”的基本思想。在吸收儒家思想的同時，隨這一時期道教和佛教在我國的廣為傳播，孕育中的茶葉文化，也自然地融進了不少道教和佛教的有關思想和文化內容。這一點，我們從陸羽《茶經》引述的《神異記》中的“丹丘子贈大茗”的故事，《食忌》關于“苦茶久食羽化”的傳說，就可明顯看出，這即是兩晉時茶葉文化受道教文化影響的反映。至于佛教，《茶經》中也搜錄有晉《異苑》剡縣陳務？以茶祀墳獲報的故事，《續名僧傳》關于武康小山寺釋法瑤“飯所飲茶”的記載等等。
16、在晉以前或我國茶葉文化早期階段上，就佛教和道教對茶葉文化的影響來說，道教的影響可能大些和直接些。因為佛教雖說是西漢后期就傳至我國，但其教義的“中國化”，還是后來禪宗興起以后的事情。關于這一看法，有人可能會引“西漢僧人甘露師”植茶蒙山，來說明佛教與茶的關系比道教更早，其實蒙山茶的傳說，現在好象與佛教有關，但開始可能是道教所編或僧道共編的故事，是晉朝以后佛教為和道教爭奪肇創茶業的功績所編織出來的。這等于兩教在南北朝編造的《清凈法引經》和《老子化胡經》等偽經一樣，前者稱釋迦牟尼的二個弟子：一為儒童菩薩孔子，一為光凈菩薩的老子；者則反過來把釋迦說成是老子西出教化出來的弟子。
17、西晉時，如《世說新語》任育長至石頭看到的“坐席竟下飲”；杜育《荈賦》“髟？陶簡，出自東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劉”等描寫，這時不但明顯看到了“以茶待客”的禮俗，而且這時對烹茶用水擇？，也已講究，以至各地每個人對飲茶用具的產地和式樣都有所推崇了。類似的例子還可舉一些，但就上述幾點，我們也能看出，這時我國茶葉文化的脈絡，已油然浮現出來。因此，我們也可以說，晉朝是我國傳統茶葉文化能可確定的形成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