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認真探究一件事物的前世今生，會發現那些令人們記憶深刻的歷史，往往伴隨著波折和反轉，比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或者“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普洱茶的歷史自然也伴隨這種傳奇的色彩。

唐

中原茶道開始以一種獨立的文化姿態興起，茶超越食用和藥用的現實用途，走向藝術化和審美化，當然這個趨勢是從陸羽開始的，而此時的云南對于中原文明的吸收還停留在消化“武侯遺種”的影響的階段。后來的普洱茶愛好者，往往以陸羽的《茶經》中竟然沒有出現普洱茶為恨事，但是其實這并非是陸羽舛失，那個時候云南與中原之間的隔閡可不僅是關山迢迢，還有戰爭叛亂。陸羽寫《茶經》期間唐與南詔發生了“天寶之戰”，隨即斷交，身為唐人的陸羽自然無法進入南詔的轄地，普洱茶在陸羽這里錯過了進入中原人視野、進入漢族茶道的機會。

不過，《茶經》中沒有提到普洱茶的遺珠之恨，在不久之后樊綽的《蠻書》里得到了些許補償，這次的起因同樣是因為戰爭。南詔執意與大唐爭奪安南（今越南河內），為了應戰南詔，經略使蔡襲遣樊綽遍訪南詔轄地，《蠻書》在這種情況下誕生。據《蠻書》記載：“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散收無采造法。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這銀生茶就是普洱茶的前身，可以說自此對中原人而言停留在道聽途說層面的普洱茶總算是落到了實處。可惜，樊綽的這番言論并未在中原茶道中引起多大的影響，因為經過天寶戰爭、安史之亂，國力由盛而衰的大唐已經自顧不暇，實在也沒有余力將視線投向化外之邦。不過，也不用引此為萬世遺憾，沿著歷史靜觀其變，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也未可知。

普洱茶沒能在唐朝走向精細化的發展，而是走向截然不同的路，如果說中原茶道走的是一條精英化貴族化的路線，那么普洱茶就走的是一條商品化大眾化的路線。普洱茶雖沒有大規模走向中原，卻通過茶馬古道堅定不移并且源源不斷地運往藏地，開拓了以云南普茶換西蕃之馬的商業榮景。西藏苦寒，人們多食肉類漿酪，必須飲茶才能消化，因此藏地有“不可一日無茶”的說法，普洱茶不如中原茶葉采造精細，花樣繁多，但其降脂、解膩、化物的功效卻是不可比擬的，因此頗受邊民喜愛。以至于，在南詔依附吐蕃的年代里，銀生節度向吐蕃進貢最多的，就是銀生茶，亦即普洱茶。唐代中原茶道是藝術與文化的載體，人們在其中寄托精神、追求境界，而在普洱茶那粗枝大葉的形態里，盛放的卻是生命是生活。

宋

中原茶文化出現了分野，一方面，代表精英的宋朝文人、貴族乃至皇帝，沿用著唐時團餅狀的茶葉形態，并開創了更為精巧美觀的龍鳳團茶，將茶道進一步推向高雅和繁復；另一方面，更多的勞動人民加入飲茶行列，價格低廉、方便煮飲的散茶漸趨流行，茶葉走向市井勾欄。元朝時，散茶已經已經占據大半壁江山，但充貢的仍是龍鳳團餅。到了明朝，朱元璋以“重勞民力”為由，下令“罷造龍團”，改以芽茶進之。其實，團餅茶向散茶轉變的趨勢，同樣也是茶文化下移的趨勢，茶的受眾基礎不斷擴大，這是好事，不過唐宋茶道的就此失落，同樣令人扼腕。再將目光投向云南，我們驚訝地發現，明以后最能承接唐宋團茶衣缽的，竟是普洱茶。普洱茶的壓餅制團本就不是為了“媚上”，而是為了運輸和保質的現實需要，所以即使政策更迭，對于普洱的形態也無大的影響。僻處邊地，中原政權鞭長莫及，倒是圈出了一塊相對自足的生態，普洱在等待著自己最好的時代。

清

這是普洱茶最為光彩而鼎盛的年代，終于從邊疆少數民族飲用的粗茶，一躍成為帝王貴族的席上珍。自雍正皇帝將普洱茶列為貢茶起，普洱茶的身價一路飆升，在嘉慶年間甚至到了“一兩普洱幾兩金”的程度，徹底“飛上枝頭變鳳凰”。但是，太過矜貴的普洱茶，注定只能在皇家貴族之間流通，而缺乏真正的群眾基礎，所以皇權覆滅之后，普洱茶再度走向沉寂。好在新中國成立以后，普洱茶又重新恢復生產，并且于本世紀初重新熱鬧起來。

回歸

從“武侯遺種”的傳說，到銀生茶的交易，到對唐宋團餅的承繼，再到清朝的身價倍增，然后到世紀初的普洱之熱，中間雖有波折和反復，但普洱茶攜著已經內化的中原文化的影響，突破關山阻礙、文化差異，矢志不移地回到中原，回到大眾。

(責任編輯：八分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