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張大千這樣高水平的偽作，我們應是引以為自豪的，因為中國傳統字畫的教育歷來采取師帶徒的方式，學畫時臨摹前人和老師的作品是惟一的途徑，而要檢驗學生傳統功力是否深厚，一般要看學生仿前人和老師作品是否像。同樣，學生往往也以仿得像為榮。今天海內外不少著名老收藏家仍收藏著張大千仿石濤、八大的作品，這些博物館并沒有因為是張大千仿的而將它們逐出博物館。齊白石晚年由于眼力不濟，凡遇畫草蟲類的作品，一般都由弟子代筆，然后自己題跋落款。同樣吳昌碩生前聲名遠揚，晚年求畫者甚多，忙不過來時，花卉就請他的弟子趙子云代筆，山水、人物請王一亭代筆，然后自己落款，這類作品在市場上一般也視作真跡。
20世紀90年代，隨著國內藝術品拍賣的興起，中國名家字畫的價格扶搖直上，像明清書畫大家的作品在市場上少則數十萬，多則上百萬元。同時，一些古代名家的贗品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追捧。如2000年上海朵云軒拍賣會上，宋趙伯駒（款）的《荷塘消夏》估價40萬至60萬元，上拍時，從30萬元起拍，最后在212萬元的價位一錘定音。如果加上傭金，估價233萬元，高出估價4倍。另一件元王振鵬（款）的《貨郎圖》估價50萬至80萬元，成交價為78.1萬元。
“假畫”為什么能賣高價？這里除了有社會上以“假大名”冒充“真大名”的商業炒作原因外，也有贗品所蘊含的藝術價值的自身的因素。民國時有這樣一件事：一次老畫家陳半丁請客，張大千、靳伯聲在場，陳半丁拿出一幅石濤的山水畫軸請大家欣賞，并介紹說：“大滌子（石濤的號）這幅畫是件稀作品。”張大千說：“過獎！過獎！這是我畫的咧！”此事說明，贗品不等于庸品或劣品，有時高手的仿作甚至超過其摹仿對象的水平。
而從投資的角度看，最有投資潛力的假畫當屬名家仿名家的“精品贗作”。歷史上，名家仿名家，代有其人。如清初王石谷仿元代高明的畫、明人周臣為唐寅代筆、近人張大千仿、清人石濤、大千門人何海霞仿其師之作……這些絕非平庸之非所能及。當代大師黃永玉曾寫過《鬼手何海霞》一文。之所以稱何為鬼手，是指何海霞仿老師張大千之畫，達到亂真的程度，使黃永玉再不敢輕易從市場上買張大千的畫。為什么呢？因為畫家兼鑒賞家的黃永玉也吃不準哪幅是張大千的原作，哪幅出自何海韋之手？這樣的假畫本身即堪上品，怎說無收藏價值？
具有投資潛力的“假畫”除了“名家仿名家”之作外，還有大量來自舊時代高手仿名家的那些“假大名”之精品。所謂“假大名”精品，多數出自清代和民國年間。這些假畫的出籠雖意在作偽牟利，卻有相當一部分技巧高超，非一般俗手可及，且為舊裱，裝裱考究，近年來亦顯現出特有的收藏價值。2000年春天，天津市文物公司推出三件“假大名”精品參加拍賣，均拍出了好價錢，一件是清仿趙令穰設色絹本手卷《百鳥朝鳳》，賣價1.6萬元；一件清仿仇英設色絹本手卷《璇璣圖》，賣價8萬元；還有一件是清代趙雍設色絹本手卷《群仙獻壽》，賣價5萬元。三件假畫之所以有賣點，關鍵是精。據行家預測，這種清代民國高手仿大名頭的精心之作，極具升值潛力。
需要說明的是，這里所稱“假”畫，主要是指舊時名家高手的仿作。至于今日以高科技產品進行臨摹的專業化、集團化的作偽以及假借收藏家的名聲，利用著錄作偽的新型贗品，則不但毫無收藏價值，而且只能擾亂文玩市場，貽害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