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內府收藏歷代法書名畫，歷經順治、康熙、乾隆四朝，至嘉慶中，幾乎集前代及清代官私收藏于一處，其搜羅之宏富，從清內府所編纂的兩部大型書畫著錄書中可以見其規模。這兩部大型著錄書就是《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編、續編和三編。該兩部書畫著錄書，自乾隆八年（1743年）十二月開始編纂，直至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六月完成，前后耗時七十四年，全書總計二百五十五冊，被稱為我國書畫著錄史上的曠古巨著。全書編修定稿后，即指定專人以精整的小楷繕寫成朱絲欄抄本兩套，分函加以保存。一套現存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另一套現存臺北。《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續、三編共收錄歷代書畫萬余件（套），除一部分清代順、康、雍、乾及嘉慶諸帝的御筆書畫之外，其他為晉、唐、五代、宋、元及明清時期書畫名家之作。所收錄書畫，全部根據實物詳加著錄。每幅書畫一經編就，便在本幅加蓋清內府收藏印璽。兩書及每編著錄的書畫鈐印略有區別，《石渠寶笈》初編著錄的書畫鈐蓋“乾隆御覽之寶”、“乾隆鑒賞”、“石渠寶笈”、“三稀堂精鑒璽”、“宜子孫”五璽，并鈐蓋該件書畫儲藏處所印，如“乾清宮鑒藏寶”、“養心殿鑒藏寶”等，俗稱“殿座”，加在一起稱“乾隆六璽”；著錄于《秘殿珠林》初編的是有關宗教題材的書畫，所鈐鑒藏印璽無“石渠寶笈”印，而鈐“秘殿珠林”印，其他與《石渠寶笈》妝編同；著錄于《石渠寶笈》續編的書畫，除前述諸印璽一應俱全外，又加鈐“石渠定鑒”（或“石渠繼鑒”）、“寶笈重編”二印璽，“殿座”則有時改鈐某某宮、殿“續入石渠寶笈”，俗稱“乾隆七璽”或“乾隆八璽”；著錄于《秘殿珠林》續編的書畫，則加鈐“秘殿新編”、“珠林重定”二印璽，亦稱“乾隆七璽”或“乾隆八璽”；著錄于《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的書畫，則無《石渠定鑒》、《寶笈重編》、《石渠繼鑒》以及“讀編”等印璽，而鈐“寶笈三編”或《珠林三編》。二書的《三編》中所著錄的書畫，若是嘉慶年間編入的來龍去脈和流傳經過，或贊揚作者的人品、藝品，或對該件作品的收藏者進行夸耀。也有對該件作品有異見而在題跋中對其真偽問題加以回避的，只有極少數題跋對該件作品的真偽婉轉提出異議的。
他人題跋，特別是與某件書畫作品的作者同時代的親友或歷代著名鑒藏家的題跋，可以作為鑒定某件書畫作品真偽的佐證，尤其是原書畫作者未署本款和印記的情況下，他人題跋特別是親朋師友的題跋就成了判定某件書畫作品真偽和時代的重要依據。因為在通常情況下，作為作者的近親和師友、弟子或有豐富經驗的鑒定家和大收藏家的題跋最具有參考價值，但一定要注意制造假題跋和拼湊挪移等問題即對真跡進行改頭換面、偷梁換柱。如偽作配真題跋，假題跋配真跡， 真假題跋混雜配于一件真跡或贗品之中，或摹臨仿造大名家之作，配上全部偽名家題跋等等。所謂改頭換面、偷梁換柱等作偽書畫，就是將一件作品真跡畫心或字心抽去，換上摹本或臨仿本，而其題跋不動。鑒定者如果只注意他人題跋的真跡而不仔細考察畫心、字心的真偽，就可能受騙上當。如果屬于偷梁換柱的大名家作品，盲目相信名家題跋而不考察畫心、字心的真偽并以重金購入，就會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如某博物館五十年代收購進一幅元代名家的山水畫，該畫經名家收藏和題跋，原為真跡，后轉為另一家收藏后，原作被偷梁換柱，將畫心倒去，換成臨摹品，邊題保留原題未動，該畫被某博物館購買后才發現受騙上當。
又如前些年轟動海內外的關于張大千仿石溪山水的一場訴訟說明，只注意名家題跋而忽略畫心真偽的考察而出了問題。拍賣者以高價上拍，競拍者斥資百萬競拍到手，遂后發現畫心有問題而要求退貨，拍家因拒絕退貨而引起訴訟，最后官司打到高等法院，高法委托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招集全國書畫鑒定家會診，確定為贗品而了結此案。
此外，名家題跋假字畫也是屢見不鮮的，其中的原因很多：一些收藏家或書畫收藏愛好者，總希望自己的收藏是真跡，并且能得到著名鑒定家的認可，還請題跋；而鑒定家即使鑒定出某件是偽品，也不便直說其偽，為了不使收藏者掃興，只題一些不著邊際、不涉及真偽的詩文加以應酬。
再者，即使是卓有經驗的鑒定家也承認，在書畫鑒定中不可能百分百的準確，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鑒定經驗越豐富，失誤相對要少一些，因此，名家題跋過的書畫作品中有贗品并不奇怪。當然，其中也不排除違心作題的，明明知道是偽，偏偏題為“真跡”，其中可能還存在難以言明的原因。但如果自恃為書畫鑒定家，而對書畫的真偽問題的認識和研究有誤的某些名家，不論真偽請題就題，一概題為真跡，那就另當別論了。
